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 卡斯(Robert Lucas )指出， 如果人们确实能随着政策调整 自己的预期，那么整个经济结 构——不同家庭、公司和政府之 间的关系组合一就可以随着政 策改变而改变。因此，政策的 实际执行结果通常与设想的不 一样。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 批判”，它足以使大多数经济 学家相信，试图通过结构化的 关系建立的整体经济模型，例 如凯恩斯模型，是有缺陷的。 建立模型时应该关注人们更深 层次的潜在偏好，以及直接影 响人们行为的资源和技术。卢卡斯提出了一个“新古典”的 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部分回 归到了前凯恩斯主义时代。后 来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认 为，就业的变化是由“实际” 劳动力的变化引起的，比如生 产力提高或人们对闲暇与工作 偏好的改变都会影响就业率。
实际经济周期和新古典模型的 共同特征是，在个人理性行为 的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尽管现实中人们不能完全理 性地预期，但它能帮助经济学 家建立有用且可行的模型这一 假设却指导着经济的运行。然 而理性预期受到行为经济学家 的批评，他们的研究模型更接 近心理现实。
1975年，两位美国经济学 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 )和尼尔•华莱士( Neil Wallace )声称，如果预期是理 性的，那么人们不仅会开始预 测政府将要采取的干预措施， 还会根据预期调整自己的行 为，导致政府政策失效。假设预 期是理性的，那么人们就会知道 政府倾向于制造“冲击”，比如 努力保持低失业水平。
人们会相应地调整预期。例 如，人们知道，当政府通过货 币政策(比如降低利率)来保 持就业水平时，高通货膨胀也会随之出现。因此他们会相应 地调整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 由于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更低 的利率并没有使他们感觉更富 裕，这就抵消了政府想要达到 的效果。如此一来，货币政策 将完全无效，因为它总是能被 预料到，而人们据此改变行为 将会使政策失去作用。
之前，政府相信在失业和通 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 系一政府可以刺激经济，在长 期内以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 价实现更高的就业水平。在理 性预期下，这种替代关系不复 存在。失业率取决于经济的生 产能力：公司的生产力、技术 能力以及市场的效率。政府不 可能在上述三个因素决定的就 业水平之外刺激经济。
这种预期模型很简单，但存在 着缺陷。如果人们只是根据过去做 出对未来的预期，那么他们的预 期很可能一直是错误的。使经济 脱离（即使是暂时的）以往路径 的意外冲击，将会变成预期中的 永久性错误。如果人们总是做出 错误的预测，那么他们将永久地 偏离市场，这似乎不是人们行为 的真实表现。
由于对适应性预期理论不 满，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 （John Muth ）在 1961 年提出 了 “理性预期”理论。这一理论 的核心其实非常简单。如果市场 上的买家是理性的，他们就不会 仅基于过去来猜测未来的价格。 相反，他们会根据能得到的信 息，（关键的是）使用恰当的 经济模型来预测未来的价格。
他们会做出更准确的预期，而 不是盲目地追随过去的行为。 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 如果不能理性地做出预测，他 们将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并遭受 损失。 我们经常会使用理性预期。 例如，农民根据过去的价格、 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决定将要 种植什么。他们不会想当然地 认为，种植与五年前同样数量 的同种作物能获得同样的市场 价格，且农作物交易商也不会 这么想。市场的惩罚迫使人们 理性地行动，并且可以假设，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预期 将会与最好的经济模型非常吻 合。理性预期理论很简单，但 结论却非常令人吃惊。在适应 性预期下，政府干预短期内可 能有效，因为它可以出其不意 地调整经济。人们无法预料到 政府未来的政策，因此出人意 料地增加政府开支将给经济带 来积极的“冲击”，短期内可 以真正发挥作用。但在理性预 期理论下，即使是这些暂时的 影响也不可能发生，因为人们 能快速地调整对价格的预期
为了避免依附理论家提到 的这些危险，一些贫穷国家走 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它 们不是向世界贸易、全球化和 外国投资开放，而是将自己 与世界隔离开来。从依附理论 的角度来看，亚洲的香港、新 加坡、台湾和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以及中国经济的非凡增长都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对许多 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贸易是 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进 程的重要手段。最近，反对全 球化的运动对古典的经济发展 方式提出质疑，再次与依附理 论相呼应。
富裕的西方国家从来都不是 强大的、经济发达的集团的初 级贸易伙伴，而今天的穷国则 是这些富裕西方国家的初级贸 易伙伴。出于这种原因，一些 经济学家指出，曾推动发达国 家发展的政策，对今天的穷国 或许不利。
经济学家们大肆称赞国际 贸易自由化是帮助欠发达国家 发展的有力保证。然而，弗兰 克的依附理论认为，这种政策通常会导致富裕国家利用和剥 削贫穷国家。发达国家从欠发 达国家购进原材料，生产的成 品在国内出售或出口给其他发 达国家。这导致了贸易体系的 不平衡，即贫穷国家主要与富 裕的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而富 裕国家则主要是国内贸易或与 其他发达国家进行交易，而发 展中国家的贸易只占其总贸易 量的很小一部分。因此，贫穷 国家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它 们与更大、更强的对手进行贸 易，而且它们也得不到发展进 步所需的有利的贸易条件。 有人认为，这些不平衡导致 了全球经济的分裂，财富从由 边缘化的贫穷国家形成的“外 围”流向由发达国家构成的“核 心”。此外，贫穷国家在经济管 理方式上往往抑制投资，而投资是 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当富国在穷国建厂和投资 时，它们都声称将会帮助穷国 发展经济。而依附理论指出， 投资者事实上常常利用当地廉 价的资源，低价雇佣工人，所 得的利润都被外国的股东占有 而不是再投资于当地的经济。
上述这些悖论都来自这样 的假设，即每个人在博弈中都 是完全理性的。泽尔腾提出了 一个更现实的决策理论：尽管 有时候人们确实会通过理性 的计算来做出决定，但更多的 时候是基于过去的经历和拇指 规则。人们并不总是理性地计 算，相反，他们可能是“有限 理性”：可能会选择直观上更 吸引人的方案，而这些方案并 不能实现子博弈完美。
有很多人对博弈论提出了批 评和质疑，他们认为，博弈论 讲述了大道理，但却没有得到 科学理论的验证：无法预测未 来将要发生什么。一次博弈也 许有很多种均衡情况。对一个
行业来说，卡特尔或许同价格 战一样是理性的结局。并且， 人们在做决策时也不会无止境 地考虑“如果我这样做，他们 也这样做；我那样做，他们也 那样做”。 通过研究这个观点，美国 经济学家谢林强调说，人们行 为的诱发机制并不仅是数学概 率。在“合作博弈”的玩牌游 戏中，如果双方想的一样，他 们将得到奖赏，那么为了跟其 他人保持一致，你会选择什么 牌呢？你会选择黑桃A吗？
另一位对博弈论的发展做 出重大贡献的，是德国经济学 家莱茵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 )，他将子博弈完全观点 引入了多级的博弈。泽尔腾认 为，游戏的每个阶段，也就是 每个子博弈都应该实现均衡， 这非常重要。螟蚣博弈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例子，游戏中玩 家依次传递一笔钱，每传递一 次，钱的总量增加20%。这个游 戏有两种可能的结束方式：这 笔钱在传递了 100次(因此得名 螟蚣)后均分给每个人，或者 某一个玩家保留传到自己手中 的钱不再往下传递了。每个玩 家只有两个选择：相互合作， 将钱传递下去；背叛搭档，保 留这笔钱。如果最后一位玩家 背叛其他人，并独自占有这笔 钱，那么他将实现自身收益最 大化。
这意味着，从第二轮到最 后一轮，背叛都是一种更好的 选择，即考虑到后面的人将来可能会背叛其他人。顺着这个 逻辑逆向思考，你会发现，似 乎背叛在每一轮都更有利，子 博弈完美的选择是在第一个人 就保留这笔钱而不往下传。
但是，由于这笔钱刚开始非常 少，几乎不值得背叛，因此这 个结论又显得自相矛盾。
这个观点曾被用于分析这样 一种情况：某大型连锁商店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分店，一个竞 争对手正准备在一个或多个地 方进入这一市场。该连锁店可 以威胁说它要在新公司考虑开 店的地区降价促销。这一威胁 似乎既可行又值得，因为降价 并不会给连锁店造成太大的利 润损失，还能阻止新公司进入 这一地区。从纳什均衡的角度 来看，占优策略应该是连锁店 展开价格战，而新公司则不再 试图进入这一市场。然而，根 据泽尔腾的观点，如果每次有 新公司试图进入该连锁店的某 个市场，它都被迫减价，那么 累计损失将非常大。因此，通 过前向预测和后向推理，价格 战的威胁并不理智。泽尔腾据 此认为，子博弈完美均衡应该是没有价格战的威胁，新公司 可以自由进入。
囚徒困境的另一个典例， 是和平-战争博弈。美国用它来 分析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最佳 策略。随着洲际弹道武器等新
每个玩家的策略与别人相比都是占优的。——约翰•纳什
技术的发明，双方都必须考虑 是否应该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制 造这些武器。如果对方不研发 新武器，那么掌握新技术的一 方就能轻易地赢得战争。如果 不投资研发新技术，将会出现 两种可能的结果：若对方也不 研发，那么可以节省一大笔经 费；但若对方投入研发，那么 它将面临彻底的失败。
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纳什的 研究表明，独立的自利个体之 间存在着均衡，可以实现社会 的稳定和有序。事实上，人们 认为，在非合作情境下自利个 体之间达到的均衡，比合作情 境下个体之间相互协调创造的 结果更安全，也更稳定。
1994年，纳什与另外两位 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共同获 得了诺贝尔奖。匈牙利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Har-sanyi )表示，在玩家信息不 完全，即不知道对方的动机或 回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 博弈分析。由于现实生活中大 多数策略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做出的，因此海萨尼的研究是 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个现实的 例子是，金融市场无法确定中 央银行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态 度，因此不知道它是会提高利 率以减少通货膨胀还是降低利 率以增加就业。由于金融公司 的利润取决于中央银行未来将 设定的利率，因此它们需要评 估风险以决定发放多少贷款。 海萨尼表示，即使市场不能明 确地告诉公司中央银行更关注 哪个目标，但仍然可以通过博 弈论识别纳什均衡，找到问题 的解决办法。
最著名的非合作博弈例子， 就是囚徒困境。1950年，在纳 什的基础上，梅尔文•德雷希尔 和梅里尔•弗拉德共同设计了 这个案例。囚徒困境是指，两 名被捕的犯人被分开审讯，他 们有如下选择：如果都指证对 方，他们将被判中等时间长度 （三年）的监禁，虽然痛苦但 还可以忍受；如果都不指证对 方，他们将被判很短时间（六个 月）的监禁，这样最好；然而， 如果其中一个人指证另一个 人，而被指证的人保持沉默， 那么前者将被无罪释放，而后 者将被判长期监禁（十年）， 人生也就此毁掉。
每一个犯人面临的困境是： 是背叛还是忠诚呢？如果背叛 搭档，那么他将得到自由或中 等程度的监禁。如果相信搭档 并选择保持沉默，那么他要么 被短期监禁，要么将忍受很长 时间的牢狱之灾。为了降低“被 骗者的回报”即被长期监禁的可 能性，纳什均衡的策略通常是背 叛搭档。有趣的是，彼此背叛 这一占优（最好的）策略并没 有实现整体福利最大化。如果 他们都保持沉默，他们的总监 禁时间将达到最短。
梅尔文•德雷希尔和梅里 尔•弗拉德用他们的两个同事做 了 “囚徒困境”实验，以检测 纳什的预测是否正确。在这个 游戏里，每个玩家都可以选择 忠于或背叛对方。既可能因被 背叛而损失惨重，又有双赢的 合作方案，这一方案反映了冯• 诺依曼和摩根斯顿早期的合作 博弈研究结论。实验共进行了 100次。游戏的重复使玩家可以 惩罚或奖赏搭档之前的行为。 结果显示，背叛的纳什均衡只 出现了 14次，而合作的方案被 选择了 68次。梅尔文•德雷希 尔和梅里尔•弗拉德据此得出结 论，现实中人们会很快地学习 并进行调整以实现自身收益的 最大化。而纳什则认为，这个 实验本身存在缺陷，因为它存 在着太多的相互作用，真正的 均衡选择仍然应该是背叛。
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 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 ） 开始研究，在非合作情况下， 即不存在交流与合作的情况 下，若玩家独立做出决策将会 出现什么结果。合作是有可能 的，但前提是每个玩家都认为 合作能最大化自己的成功机 会。每个玩家在选择自己的策 略时，都会假设对方也在选择 自身的最优策略。纳什将这种 任何玩家都不想改变自己行为 的均衡状况定义为“每个玩家 的策略都是占优的”。这就是 纳什均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益于 兰德智库（该名源于“研究与 发展”）的研究，博弈论得到 了飞速发展。兰德智库由美国 政府于1946年建立，主要负责 将科学应用于国家安全服务。 该公司雇佣了一大批数学、经 济学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研 究涉及各个科学领域，其中博 弈论研究与冷战时期的政治关 系尤其密切。1950年，兰德公司的博弈论研究者设计了两个非合作博弈 的案例。第一个是“长期受骗 者”游戏，这一游戏设计得非常 残酷。它强制玩家合作，但最终 必须欺骗你的搭档才能赢得游 戏。据说在玩过这种游戏之后， 夫妻都会分开各自回家。
像这样的低效率使原本就脆 弱的计划经济雪上加霜。有保证 的救助和缺乏预算约束意味着企 业几乎没有动力提供有效的商品 和服务。
科尔奈将预算软约束描述为无 法治愈的计划经济“综合征”， 因为只有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才 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一问题并不 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科尔奈认 为，西方的大银行也存在预算软 约束问题，因为他们也指望着得 到政府的救助，这导致了银行体 系的低效率和冒险倾向。另一方面，将预算硬约束引入每个国家 或地方当局的决定又可能是不公 平的，例如，强迫资不抵债的家 庭入狱。事实上，即使是最自由 的市场经济，也同时存在着预算 硬约束和软约束。
因此，一些国家尝试引入计 划体制改革。匈牙利比大多数国 家更积极，从20世纪60年代就 开始引入了市场竞争因素。理论 上，应该是引入市场的长处，激 发创新，扩大选择面，同时还要 保留计划提供广义社会商品，比 如充分就业的能力。而实际上， 除了刚开始的一点成功之外，新 的体制仍然会出现短缺和低效的 问题。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 (Janos komai)偶然间想到了 “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在竞争市 场中，厂商的决定通常会受到预 算“硬”约束的影响：他们必须 至少做到收支相抵，否则就会遭 受经济损失。这就限制了厂商有 效利用投入和销售产品以实现利 润最大化。科尔奈意识到，在匈 牙利这样的计划经济中，厂商 不会受到这一定律的影响：他们 面临的是预算软约束，而不是硬 约束。政府降低了厂商破产的风 险一产必需品的厂商永远不 会倒闭。即使在实施了市场改革 之后，政府仍然继续救助即将倒 闭的厂商。此外，厂商还可以通 过政治游说，以低价购入原料， 或者逃避税收。
预算软约束意味着，企业的 收入可以低于成本。就特定产量 而言，它们需要的投入往往高于 其他没有政府支持的企业。这导 致了对特定投入品的超额需求， 而低效率就会引起短缺。短缺最 终必然会影响消费者，他们发现 商店的货架总是空的。科尔奈认 为，短缺意味着消费者不得不接 受“强制替代品”，即在短缺下 不得不购买的次优商品。
土耳其经济学家达尼•罗德 里克（1957—）曾批评“深度整 合”这一说法，认为不需要并且 也并非不可避免，而且，国家间的制度实际上存在很大差异。罗 德里克的出发点是，全球化方向 的选择受政治“三元悖论”的影 响。人们希望市场整合，是因为 它能带来繁荣。但人们还想要民 主，想要独立和主权的民主国 家。罗德里克认为，这三者是 不相容的，最多能同时存在两 个。对这个三难选择的不同解决 方式将产生不同类型的全球化效 果。
这个三难困境来自于以下事 实，即更深入的或更完全的市场 整合，要求消除不同国家的制度 差异。但是，不同国家的选民 想要的制度体系不同。与美国选 民相比，欧洲国家的选民更喜欢 福利国家体系。因此在国家仍 然存在的条件下，一个单一的全 球制度框架就意味着要忽视一些 国家选民的偏好。这就与民主相 冲突，而政府将受制于美国记 者托马斯•弗里德曼(1953—) 所谓的“金色紧身衣”。另一方 面，一个民主的全球制度框架要求实行“全球联邦制”一单一 的全球选民和民族国家的解散。
今天，我们既未身陷“金色紧身 衣”，也不是全球联邦制。民族 国家依然很强大，不同人口的多 元化偏好仍然很重要，国家制度 差异仍将长期存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来，全球深度整合仍未 成功，罗德里克的三难困境却已 经得到解决。考虑到国家制度的 差异，各个市场已经被尽可能地 整合到了一起。罗德里克称之 为“布雷顿森林妥协”，意指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 制度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T)、世界银行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 )等。这些组 织旨在通过某种有管理的整合， 让民族国家自由选择各自的国内 政策并沿着多样化的制度路径发 展，以防止20世纪30年代灾难的重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被破坏，深 度整合的目的日益驱动着政策议 程。罗德里克认为，在深度整合 下，仍然要保留制度的多样性。 欧洲选民偏好福利国家和公共卫 生体系，这不仅可以与经济有 关，同时还涉及他们对公平正义 的看法。制度的多样性可以反映 这些不同的价值观。更现实的情 况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 路径不只有一条。如今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需要，可能与发达国家 的需要大不相同。强制推行一种 全球统一的制度，面临着将国家 置于紧身衣的风险，会遏制他们 自身经济的发展。全球化也有局 限，或许，经济体的完全融合， 最终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到20世纪末，全球化在多数 市场已经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的水平。今天，由于运输成本 持续下降，以及大多数关税已经 全部取消，市场整合程度达到了 空前的水平。 有关全球化的未来，有人认 为应该取消各种因制度差异形成 的贸易壁垒。市场存在于制度之 中，例如，产权、法律体系和 监管体制等。与关税和物理距离 一样，国家间制度的差异也增加 了贸易成本。例如，对待买方 违约行为，肯尼亚法律与中国法 律的规定很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这可能会使中国的出口商很难收 回有争议的欠款，导致外国厂商 都不愿意进入肯尼亚市场。尽管 很多关税被取消了，但世界还远 非一个单一的市场。由于各国制 度不兼容，国界依然很重要，要 想实现完全的市场整合，必须去 除法律和监管的差异，创造一个 单一的制度空间。一些经济学家 认为，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正在 进行中，全球市场促使各国制 度彼此协调。设想一家跨国公司 要挑选一个国家建设工厂，为了 吸引这家公司投资，政府可能会 削减商业税率并放松监管，其他 国家则纷纷效仿。由于税收收入 减少，国家财政越来越不能负担 福利和教育项目。这将导致所有 的政策都指向最大化全球市场的 整合程度，政府将不会提供任何 与全球市场整合无关的商品或服 务。
至少从公元前一世纪腓尼基 人完成贸易使命时起，长途贸易 就已经存在了。不断增长的人口 和收入产生了对新产品的需求， 因而推动了长途贸易的发展。但 是，将市场分隔开来的贸易的潜 在障碍（如运输成本等）变化并 不大。直到19世纪20年代，当价 格差异开始消失时，全球化才真 正地迅速发展起来。这得益于当 时的运输革命，由于蒸汽船、铁 路、冷冻技术等相继出现，苏伊 士运河的开通也大大缩短了欧亚 之间的海上距离。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夕，全球经济高度整合， 甚至达到了 20世纪晚期的水平， 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 空前频繁。
从19世纪开始，技术变化就 推动着市场的整合。而正是技术 变化，使全球化成为一种貌似不 可逆转的趋势 旦发明了蒸
汽动力等新技术，人们就再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蒸汽动力只 会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推行。
这样的发展都不会受到政府的直 接控制。然而，政府可以出其不 意地提高关税或设置其他贸易壁 垒，遏制进口，阻碍贸易发展。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全球化受政策影响急剧逆转，这是自现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萧 条。随着一个个国家相继进入 经济衰退期，政府开始强行征 收关税，目的是将消费者的需 求引向国产商品以保护本国厂 商和国内贸易。1 930年，美 国颁布了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 案，进口关税被提升到了创纪 录的水平。这些关税减少了对 国外商品的需求，作为报复， 其他国家也提高了本国关税。 结果导致全球贸易崩溃，经济 萧条的影响越发严重，直到 数十年后，世界经济才得以恢 复。
收敛可以跑收入以外的其他 因素测量。健康和读写能力与收入 有关，但事实却并不绝对如此：一 些穷国人口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 反而更高。通过简单的医疗干预措施，如免疫接种，人口预期寿命就可以大大地增加。因此，在生活水 平的非收入方面，穷国更可能追上 富国。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家仍然 注重解释收入的差异。不过关注点 已经由资本和技术转向了发展中国 家为趋近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制度上 的先决条件。
自由市场与社会主义元素配 合得相当好。德国创造了20世纪 50年代的经济奇迹，由战后的 废墟一跃成为主要的发达国家之 一。类似的社会市场经济在其他 国家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 是在斯堪纳维亚半岛和奥地利。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20 世纪50年代，社会市场经济成为 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典范并饱受推崇。许多欧洲国家在某种程度 上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下发展壮 大，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 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将注意力转 向了弗里德曼创建“更小的”政府 这一观点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批评欧洲模式，她认为政府干预和 高税收阻碍了竞争。 伴随着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 败，各种不同形式的混合经济取代 了东欧的计划经济。与此同时，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也开始引入改革。例如，在中国，邓小平将自由市场经济的元素引入了中央计划经济，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与欧洲社会市场模式相距甚远，但是它已经朝着混合经济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兰开斯特和利普西后来深化 了这一理论：当只能纠正一种市 场扭曲而不能纠正其他时，所谓 的最优政策的实际执行结果可能 与理论预期的相反。也就是说， 如果政府想要改善整体社会福 利，还不如让它进一步扭曲市 场。因此，理想的政策不应仅考 虑抽象的原则，它们必须建立在 充分了解市场整体运作机制的基 础之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有关 生产过程会污染河流的垄断者的例子。污染使社会付出昂贵的代 价，但却是生产过程不可避免的结 果之一。生产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污 染，并且这种污染是一个永久的市 场缺陷。然而，垄断却是可以被消 除的。
标准的经济理论认为，政府 应打破垄断并为市场引入更多的 竞争。这将会促使经济更接近有 效的理想状态。然而，厂商之间 竞争的结果是，出现多个污染制 造者，进一步加剧污染。因此， 打破垄断是否能增加社会总体福 利还不确定。人们或许可以从增 加的产量和更低的成本中获益， 但却会因更严重的污染而遭受损 失。“次优”的方案或许是任由 垄断存在并自由发展。 次优理论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仍 然至关重要，它建议政府谨慎行 动，而不是试图釆取措施达到理想 状态
然而，要制定有效的政策， 需要遵守严格的条件。1956年，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凯尔文•兰开斯 特(Kelvin Lancaster )和他的加 拿大同事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Lipsey )证明，在某些条件下，旨在提高市场效率的政策反而会使情况更加糟糕。在一篇名为《次优理论通论》的论文中，他们研究了几个市场永不完美的例子，并且这些地方政府没有办法纠正或去除这些市场缺陷。没有“最好”的解决办 法。在这些案例中，政府对经济 其他方面的干预使得现有市场缺 陷的影响更加严重，迫使市场越 来越远离理想状态。兰开斯特和 利普西认为，如果不能去掉一个 市场的缺陷，那么所有其他的市 场都将围绕这一缺陷运转。尽管 存在着市场缺陷，它们仍将实现 相对有效的资源配置
随着20世纪人们对伊斯特林 悖论的兴趣日渐浓厚，这一悖论 开始受到挑战。2008年，通过分 析来自更多国家的数据，美国经 济学家贝奇•斯蒂文森和贾斯汀• 沃尔夫斯提出，在不同的国家， 幸福感确实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增加的收入还会带来更多的幸福。
研究人员发现，一般来说， 虽然更高的收入不会简单地转 化为更高层次的幸福，但是收 入的减少却对幸福有着严重的 负面影响。裁员和失业对幸福 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就像得 了严重的疾病或落下了新的残 疾一样。
换言之，GDP和国民收入之 间存在着一些联系，但却不是 一种简单的关系。由于能得到 更好的数据，政府政策应将快 乐和幸福作为目标的理念也获得 了支持。反过来，这导致人们 对GDP这一重要经济变量的兴 趣逐渐下降。原因很简单：如果 被广泛地报告的经济变量不能反 映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那么关注这些变量只会导致政府 制定出糟糕的政策。如果政策的 制定是基于“幸福指标”，而 不仅是GDP,那么就会出现新 的优先考虑事项。这可能包括鼓励更好地实现工作和生活平 衡的方法。或许，人们认为失 业的代价会更高，因而要釆取 更好的措施来减少失业。更广 泛的幸福衡量指标已经被投入 使用，尤其是在讨论有关发展 中国家的问题时。例如，人类 发展指数结合了收入、预期寿 命和教育。有观点指出，狭隘 地关注于GDP的增长，模糊了 2008年金融危机前由债务积累 带来的问题。如果可以使用更 能反映人们幸福感和真实兴趣 的更广泛的指标，那么GDP这 一单一指标的增长就不值得庆 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