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时代

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加伯（Pe­ter Garber）认为，经济泡沫中的 炒作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完全知 道商品的价格已经超出了商品的“ 基础价值“，但是他们仍然继续炒 作，因为他们期待价格在崩溃之 前会继续上升。但商品的价格毕竟 不可能永远上涨，这其中也包括 一些荒唐的信念，如“购买郁金香 的人非常愚蠢（至少比我愚蠢）, 他们不会预见到价格会崩溃”。然 而，加伯认为，有时候，价格上涨 的背后有其他的真正原因，如法国 女性将佩戴稀有品种的郁金香视为 一种时尚。尽管如此，任何经济泡 沫中，唯一的建议依然是：“消费 要谨慎。“

今天，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赞同 李嘉图的贸易思想，在他们看来， 正是李嘉图的贸易思想促进了工业 化国家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杜大 伟博士(Dr. David Dollar)和阿尔 特•克拉(Aart Kraay )认为，在 过去的几十年里，贸易促进了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加速了消除贫困 的步伐。他们认为，削减关税的国家经济发展更快，贫困率更低。其 他经济学家则提出质疑：贸易是否 真的能够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呢？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认为，发展 中国家存在制度缺陷，经常出现市 场失灵的现象，快速贸易自由化可 能会让它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同样，李嘉图的贸易思想和现 实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例如，当印 度政府取消从印度尼西亚进口廉价 棕桐油的关税后，印度数百万居民 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这些正面 的影响与李嘉图的贸易思想是一致 的；但是，上百万靠种花生榨油贩 卖的农民也因此无法营生，因为人 们都转而购买更廉价的棕梱油了。 按照李嘉图的构想，种植花生的农 民只需要转行生产其他商品就可以 了，但事实上他们却不能，因为他 们的投资是无法转移的一加工花 生的机器别无用处。 李嘉图的批判者们认为，从长 远来看，这些影响可能会阻碍贫穷 国家的工业化和多元化发展。此 外，尽管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在贸易 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最初开 始发展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进行自 由贸易，也对本国的贸易进行了保 护。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建立长期的 比较优势呢？这可能比李嘉图建立 的模型更为复杂。有人认为，欧洲 和“亚洲四小龙”也是通过贸易保 护建立起了长期的比较优势，在对 外开放之前，他们的科技就已经发 展到了一定水平。

尽管人们都知道其危害，为什 么政治家们还是要强制颁布可能 会破坏整个经济的政策呢？ 美国 经济学家奥尔森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解释。他指出，那些反对关税的 人——一小部分大型的国内生产商 及其工人——受到了廉价的进口产 品对他们带来的直接的不良影响。 然而，增加关税之后，一大批潜 在的消费者将要支付更高的价格； 而那些相关行业领域内的工人， 则有可能因为连锁反应丢掉他们的 工作，而这些人并未集中在某一行 业，而是分散在经济领域的各个行 业的各个角落里，但这些影响都是 潜在的，容易被人们忽视。

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比较优势 呢？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戈特哈（ BertU Gotthard Ohlin, 1899 — 1979 ）和伊•菲•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 1879—1959 ）揭开了这 一谜底。在他们看来，比较优势源于一个国家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丰 富程度。资本雄厚的国家在资金密 集型产品（如机械产品）方面具有 比较优势，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在 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农业产品）方 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每个国家 一般都倾向于出口他们拥有比较优 势的产品；资本雄厚的国家（如美 国）最有可能出口工业产品。奥林 和赫克歇尔的分析引出了另一个预 测：贸易不仅能减少不同国家商 品价格的差异，还可以缩小不同国 家工人薪资水平的差距——在劳动 力丰富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专业化会促进工人工资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在资本充裕的国家也 一样，劳动力的价格也会上升。因 此，尽管短期内整体水平都在上 升，但最终既会有赢家也会有输 家，最后，人们有可能会反对进行 对外贸易。

现在和李嘉图的时代一样，贸 易保护主义的呼声非常强烈。2009 年，中国控告美国“猖獗的贸易保 护主义”，因为美国对从中国进 口的汽车轮胎强加重税。2004年到 200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轮胎由 1400万只上升到4600万只，导致美 国不得不减少轮胎产量，许多工 厂关闭，大量工人失业。迫于这_ 压力，美国决定增加从中国进口的 轮胎的关税。然而，美国之前也曾 因中国补贴自己的轮胎产业而控告 过中国，因此，两国之间的气氛变 得越来越紧张。对此，中国的回应 是报复性地增加对从美国进口的汽 车和家禽的关税。关税影响到了经 济的发展。然而，美国对从中国进 口的轮胎加税这_贸易保护主义行 为并未给它带来任何好处，相反， 美国轮胎产业获得的好处都被这_ 行为的不良影响抵消：轮胎价格上 涨，美国汽车费用上升了，而竞争 力也随之下降，因此，美国汽车的 销售量降低。中国的报复还破坏了 美国的出口工业。一些美国轮胎工 人确实保住了自己的工作，但是从 更广泛的经济角度来看，美国人失去的是更多的就业机会。

亚当•斯密指出，葡萄牙和英 国气候不同，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通 过贸易惠及彼此。一个葡萄牙工人 生产的酒比一个英国工人生产的酒 多，而一个英国工人生产的羊毛又 比一个葡萄牙工人生产的羊毛多。任 何一个AJt国家飕利用一个单位的 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则这个人或 国家就拥有了 “绝对优势”。斯密 认为，英国和葡萄牙可以生产他们 最擅长生产的产品，然后再进行贸 易，这样两个国家都可以获得最高的利润。李嘉图的贡献在于，他拓 展了斯密的思想，考核了当一个国 家在两个产品上都拥有绝对优势 时，通过专门生产自己擅长生产的 某一产品并进行贸易是否能够获得 最大利润。如果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相比既可以生产更多的酒，又 可以生产更多的羊毛，那么是否还 需要进行贸易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以 下问题：当工人A比工人B更擅长生 产帽子和鞋子时，他应该如何分配 时间呢？是两种产品同时生产还是 专注于生产一种产品，然后再与B 进行贸易呢（如左图）？假如A生 产帽子的效率比B高20%,但是生产 鞋子的效率比B高50%,如果A只生 产鞋子（他真正擅长的），而稍微 逊色的工人B则生产帽子（他最擅长 的）,那么两个人都可以获益。 这种说法背后的逻辑是产品的 相对成本，即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 时间或者浪费掉的时间。因为最 优秀的这位工人A非常擅长生产鞋 子，所以他用来生产帽子的成本就 太高了，因为在这些时间里他少生 产了许多双鞋子。尽管绝对地说， 稍差的那位工人B生产鞋子和帽子 的效率都比A低一些，但是他生产 帽子的相对成本比工人A的相对成本更低，因为他为生产一顶帽子而 少生产的鞋子数量比A少。因此， 稍差一些的工人B在生产帽子方面 具有“比较优势“，而更优秀的工 人A在生产鞋子方面具有“比较优 势”。当一个国家专门生产具有比 较优势的产品时，就能生产出更多 的产品，并通过贸易使两个国家都 能享用更加便宜的产品。
比较优势理论解决了斯密强调 的一个悖论——尽管一个国家不擅 长生产某一产品（所谓的“绝对劣 势”）,但它仍然可以通过出口这 一产品获利。

李嘉图对英国引入的税法《谷 物法》尤其担忧。在拿破仑战争 (1803—1825 )期间，英国无法 从欧洲进口小麦，因此，英国国 内小麦的价格大幅度上升，许多 地主也相应增加了谷物的种植。 然而，1812年，随着战争的暂时结 束，小麦的价格下降了。于是，掌 控着议会的地主们在拿破仑战争结 束时通过了这项《谷物法》，目的 是限制外国小麦的进口，为谷物设 置了一个“最低价格“ o这项法律 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但是，它也导 致穷人们买不起昂贵的面包。而这 一时期，退伍的士兵和海员们都找 不到工作，处于失业状态，没有生 活来源，辟无自SW人。

尽管李嘉图本人也是一个富有 的地主，但他依然强烈反对《谷物 法》。他认为，这项法律不仅不会 使英国富强，反而会加剧英国的贫 困。他还由此提出了一套理论，这 套理论后来成为支持国际自由贸易的主要支撑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厂的生意 兴隆，工人们可以提出加薪的要 求，更多的工资可以购买更多的商 品，经济也就随之繁荣起来了。为 了满足市场中的消费者对商品日益 增长的需求，公司势必进行扩张， 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商 品。然后，新雇佣的工人又可以用 他们的工资去消费商品了，此举能 促进经济持续繁荣。

西斯蒙第认为，竞争意味着市 场中所有的公司都会扩大商品的生 产，直到市场中该产品的供给大于 需求。这时候，为了吸引顾客，公 司会进行削价销售，商品利润降 低，工人的工资也随之减少，公司 随即进行裁员，换句话说，当经济
不景气时，接踵而至的就是经济崩 溃。一旦商品价格下降到可以刺 激需求，且企业信誉开始恢复的时 候，企业情况就会好转，另一轮经 济周期随之开始。

1825年英国的金融危机证实了 经济周期的存在。这次股市崩盘是 有记录以来的仅由内部经济事件 引起的危机之一。19世纪麦格雷格 尔为了吸引投资虚构了一个叫作 Poyais的国家，这些投机性投资促 成了这次金融危机，其影响波及全 世界。

西斯蒙第反对斯密的自由放任 主张，他认为，要调控财富的增长 和避免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政府对 市场进行干预是有必要的。 经济周期的发现使经济学家 们开始用一种新的方法去分析和 研究经济，并找到避免经济崩溃 和经济不景气的方法策略。凯恩 斯在西斯蒙第和迪诺耶尔的基础 上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这一理 论后来成为20世纪经济学领域的 支柱理论之一。

李嘉图的等价定理又被称为 债务中性理论，由于现代政府的 高消费、高借贷和高税收的特 点，这一定理在今天非常热门。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用李嘉图来反对凯恩斯主义政策—— 为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增 加政府开支。他们宣称，如果人 们知道政府开支的目的是为了拉 动经济、防止经济萧条，他们就应 该会预料到，未来政府将会征收更 多的税，因此，他们不会盲目地看 待经济体系内增加的货币数量。然 而，现实给出的证据，不论是赞成 这一观点还是反对这一观点的，都 不具备说服力。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 巴罗(1944)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再 次提到了这个话题，分析了人们在 什么情况下将不考虑税收或者借贷 而照常消费。一种假设认为，人是 理性的深谋远虑的决策者。他们明 白即使现在将那笔余钱花出去了， 将来仍然会通过赋税的方式补上。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要实现这一 点，借款和贷款利率必须相同，且 不存在交易成本。

另一个问题在于，人的生命是 有限的。如果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利 益，那么，他们就不会关心自己死 后的赋税问题。然而，巴罗认为， 父母总是会关心他们的子女，为他 们留下一笔遗产，一部分原因在于 子女可以用这笔遗产来支付父母死 后需要缴纳的税款。这样，个体就 把他们死后的赋税问题也纳入了决 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通 论》一书中，凯恩斯以货币在经 济中所起的作用为中心攻击了萨 伊定律。萨伊认为，所有赚来的 钱都会用于购买其他商品。换句 话说，经济的运转是以物物交换 系统为基础的。但是，凯恩斯却 认为，有时候人们会出于其他原 因存钱，而不是将所有收入都用 来购买其他商品。例如，他们可 能会想要将收入的一部分钱存起 来。如果这些存款没有借给其他 人（如通过银行），也没有用于 投资（可能是作为经营生意的资 本），那么这部分货币就已经退 出了流通领域。因为只要人们手 中持有货币，对商品的需求最终 会低于所生产商品的总价值。凯 恩斯认为这种“负需求”，也叫 作“需求不足”，将会导致大规 模的失业。 萨伊定律则认为，失业只会 在一些行业里短暂地出现。然而 考虑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 可怕的经济状态，凯恩斯的看法 似乎更有说服力。

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斯 蒂格勒对反托拉斯法存在的必要性 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既然卡特 尔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组织，那么出 台这样的法律是完全没必要的。在 政府看来，有些形式的合作是必要 的，因此，政府对卡特尔的态度并 不明确。例如，人们认为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的价格制定政策是一种 “串通”，而OPEC却被认为是一 个促进稳定的、积极的贸易集团。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为保护本国的 一些行业（如石油和钢铁业）中存 在的卡特尔，一些国家也提出了同 样的论调。当政府规范卡特尔时， 生产商之间的合作就可以稳定产品 的产量和价格，同时还能保护消费 者和小生产商的利益，使整个行业 成为充满竞争力的国际性行业。 在20世圮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和美 国，这种公共的卡特尔很常见，但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卡特 尔几乎都消失了。而日本，卡特尔 依然是其经济的一个特点。

在一个卡特尔组织中，产能最 大的成员，通常是大家公认的协 议“执行者”。例如，当石油输出 国组织的功能受到安哥拉（安哥拉 为了谋取利益超量生产石油）的威 胁时，OPEC最大的成员国沙特阿 拉伯就会采取行动，阻止安哥拉 背叛其他成员。因为沙特阿拉伯是 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他的生产成本 最低，有能力增加石油产量，它可 以将石油价格降低到一定水平以示 惩罚，甚至使小国家破产，而它自 己所受的影响只不过是短期内的利 润稍减而已。然而，大多数时候， 由于执行者不愿自己的利益受损， 因此不会采取行动来阻止成员国做 出欺骗行为，卡特尔最终也就瓦解 了。正是由于组建和维持卡特尔面 临的这些困难，卡特尔这样的“串 通”、“共谋”并没有斯密预料 的那么多。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认为，商人之间互 相竞争，天生就会猜疑彼此，没有 任何信任可言，这与卡特尔的“串 通”相悖。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进 入市场，卡特尔形成的可能性也就 越小。因此，即使在只有几个生产 商的行业领域（如电子游戏平台和 移动电话），生产商们也倾向于互 相竞争，而非合作。

然而，市场中确实存在着好几 个卡特尔，他们对市场构成了威 胁，这让政府认为有干预的必要。 消费者反对协议售价，这种公众压 力推动了20世纪“反托拉斯”法案 （见《反托拉斯法案》）的出台， 这样一来，许多国家的卡特尔就成 了非法组织。正如囚徒困境一样， 由于很难证明“串通”行为的存 在，许多法律都规定对卡特尔中第 一个坦白的成员进行豁免，这就成 了卡特尔瓦解的另一诱因。在2007 年的大西洋维珍航空公司一案中， 这一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于担 心遭到对大西洋航线协议售价的调 查，大西洋维珍航空公司坦白了其 与英国航空公司之间存在“串通” 行为，结果，英国航空公司为此支付了巨额罚款。

然而，建立和维持卡特尔并不 容易，卡特尔的成员国们面临着许 多问题，尤其是产品的价格和成员 国之间的信任问题。卡特尔的成员 国不仅要设定产品的价格，还需要 达成一致的生产配额，以此来维持要就利润的分成达成一致意 见。卡特尔的成员越少，他们之间 就越容易达成一致。当只有少数几 个公司来提供大部分产品时，卡特 尔是最为稳固的串通形式。

卡特尔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 如何确保成员国遵守他们之间约定 的规则。生产商之所以加入这一 “串通”组织，是因为他们受到了 高价格所能创造的利润的诱惑；但 是这种自利倾向同样也是卡特尔的 弱点。每一个成员都有可能欺骗其 他成员，不按照约定好的生产定额 和价格生产产品，而是超量生产 或者进行削价销售。事实上，这就 和囚徒困境一样。两个囚徒可以都 选择沉默或坦白。如果二人行为一 致，都保持沉默或者坦白，那么他 们将被轻判。但是，如果他们中的 一个人坦白他们的罪行，而另一个 人保持沉默，那么坦白的人将被豁 免而另一人将被重判。最好的方法 是他们都保持沉默（这样他们将获 得最短的刑期），但是关键在于， 免罪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自己一 个人坦白，而期待另一个人保持沉 默。囚徒困境的策略同样适用于卡 特尔：如果成员之间合作，所有成 员获得的回报将比他们展开竞争获 得的回报更高。但是，对于任何某 一个成员来说，违反约定的规则得 到的回报才是最高的，当然，其他 的成员将因此遭受损失。

实际上，这就是卡特尔组织内 部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尤其是当每 个成员之间的配额不平等时，这种 情况就更有可能发生。例如，石油 输出国组织共有12个成员国，他们 定期会晤，商讨石油的产量和价 格，但是很少有成员会遵守这些 约定。不够富强的成员国见到可以 获得额外利润的机会，就会超量生 产石油，在成员国中引起竞争，减 弱整个卡特尔的力量。这样一次小 小的欺骗，就足以削弱卡特尔的力 量。此外，卡特尔的成员越多，成 员就越有可能违反约定的规则。

厂商之间的这种合作称为“串 通”。“串通”的结果使市场不再 能与原来一样有效地发挥作用。苏 格兰经济学家斯密认识到了自利在 自由市场中的重要性，但是，他 置疑产品供应商的动机，警告人 们，“做同一生意的商人很少会聚 集起来，即使为了进行娱乐也不例 外，但是，他们很有可能会联合起 来，形成阴谋，与人民大众的利益 作对，想办法抬高商品的价格“ 。

早在市场开始形成的时候，生 产商之间的合作就已经存在了，许 多商业领域都有为了共同利益而结 成的联盟。在19世纪的美国，人们 将这些限制性或垄断性的行为称 作“托拉斯”，现在，人们通常 用“卡特尔”来指代这种全国性或 者国际性的合作。尽管卡特尔这样 的合作组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 国和美国经济的典型特征，但如今 这个词已经有了消极的涵义。

20世纪，美国和欧盟釆取了 一些法律措施来防止公司之间进 行“串通”。但是，生产商之间结成卡特尔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一大 特点。这种合作可能只是两个公 司之间的一种简单的协议，比如 2011年联合利华和宝洁在欧洲串通 起来操纵洗浴产品的价格。这种合 作也有可能使他们联合形成一个 国际贸易联盟，比如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IATA )。IATA最开始的功 能是设定机票的价格，后来，这 一举动被控告为航空公司间的“串 通“，但这个协会现在依然存在， 仍然是航空公司的一个代表机构。 此外，国与国的政府之间也可以联 结起来形成卡特尔，合作生产某一 特定的产品，例如在1960年，为了 控制石油价格，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应运而生。

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 不仅使人类无法阻止大规模的饥荒 发生，还使人类无法长期享受高水 平的生活。假如说一块新大陆的发 现，意外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 块意外发现的土地使食物产量增 加，每一个人都可以享用更丰裕的 食物，人们变得更加健康，死亡率 也会下降。更高的生活水平使人们 能够抚养更多的小孩，因此人口增 长速度加快。食物产量再一次跟不 上人口增长的步伐，经济又恢复到 原来的状态，人们生活水平降低。

这种现象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生 活水平的提高总是受到人口增长的 限制。因此，不论发生了什么事 情，经济总是会回到粮食产量只能 养活一个稳定数量人口的水平。

马尔萨斯认为，经济将会停 滞，人类只能勉强维持生计，饥荒 和疾病会阻碍人口的增长。然而， 到18世纪，马尔萨斯的模型便已经 无法与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吻合了。 马尔萨斯认为，农民一直使用简单 的工具在土地上劳作。然而，随 着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在一块同 样大小的土地上，运用同等数量的 劳动力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粮食。随 着新的机器和工厂的出现，每个工人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生产效 率大幅度提咼。技术进步意味着， 虽然人口越来越多，但人们依然可 以享受更高水平的生活。到2000年 时，英国的人口已经是马尔萨斯时 代的三倍还多，但是，人们的收入 却比那个时代高了十倍。 马尔萨斯未曾预料到的是，随 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膨胀的人口 和有限的土地不再是一个问题。然 而，今天，新的恐惧又开始出现 了，人口的过度膨胀对地球环境和 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即使是科 学技术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而这一恐惧，恰好与马尔萨斯当初 的观点遥相呼应。

马克思认为，分工确实是有 利的。但是它只是一个暂时的、 必要之恶。专业化使得工人整天 置身于一座机器旁边，沮丧、抑 郁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他将劳 动分工分为技术分工（如专门从 事房屋修建的工作）和社会分工 （权力和身份等社会等级制度下 出现的现象）。 今天，在大部分公司里，分 工已经非常规范。许多大公司将 原来由自己员工从事的工作外包 给更加便宜的海外员工，分工开 始走向国际化。

斯密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分工 的价值的人。大约2200年前，柏拉 图就认为，一个国家需要专业化的 人才，如农民、建筑师等来供应人 们生活所需要的商品。伊斯兰哲学 家穆罕默德•阿尔•加札利（Muham­mad Al-Ghazali, 1058—1111 ）注意 到，如果考虑到制作面包的每一 道工序，以及从在田野里锄草到 收获小麦，我们可以发现，一条 面包经过了千百万人的劳动才最 终成型。

许多早期的思想家们将劳动 分工与城市和市场的发展联系起 来。有人认为，分工促进了城市和市场的发展，而另一些人则认 为是日益发展的城市导致了分工 的出现。斯密的观点中，最具有 开拓性的观点是：他将分工作为 经济体系的核心，他坚持认为， 是分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进 步。劳动力和工业的专业化程度 越高，市场的发展就越快，投资 的回报率就越高。

什么时候，当一群人在 一起工作时，他们总是会 首先进行分工，把任务分配给每 一个人。伟大的经济学家斯密将 这一分工现象作为经济学的中心 思想。在具有非凡影响力的著作 《国富论》一书的开始，斯密就 对一个人完全承担生产某一产品 的所有工序和几个人分工完成生 产这一产品之间的区别进行了阐 述。1776年，在撰写这部作品 的时候，斯密注意到，如果一个 人完成生产大头针的所有工序， 那么，他可能“一天也生产不出 一颗大头针”。但是，如果把这 些工序分配给几个人一起完成，每一个人专门从事一道工序，那 么，一天可以生产许多大头针。 斯密总结道，劳动分工导致“所 有工艺生产行业，一经釆用分工 制，生产力便相应地提高了”。

过去的几十年间，税收制度将 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变得越来越 复杂。例如，“完全市场“理论认 为，商品税应该是统一的，只应 对“最终产品“（用来卖给终端消 费者的产品）进行征税；收入税应该与能力挂钩而不是工资；应该最 小化对公司利润和资本收益的征 税。另一方面，对“市场失灵”的 分析则认为有必要对消极产品（如 污染）进行征税，这有利于提高人 们的福利。 总之，在考虑到国家收入和政 治可接受性的前提下，税收政策已 经朝着这些理论要求的方向迈出了步伐。

杜尔哥认为，税收干预了自由 市场的正常运转，因此应尽量简化 税收体系。有权势的群体也要纳 税，并且税制的具体实施也同样 非常重要。杜尔哥建议实施单一税 制，对一个国家的净产品征税—— 去掉折旧贬值部分后的产品和服务 的总价值。

杜尔哥的思想受到了认为只有 农业（土地）才会产生纯产品的早 期重农主义学派的影响。他认为其 他的行业不能产生纯产品，因此也 没有能力赋税一如果对他们强制 征税的话，他们只会提高产品的价 格，最终纳税的负担依然落到地主 的头上。由于农民将大部分的纯产
品都用于向地主支付地租，而地主 本身不生产任何东西，因此，杜尔 哥认为，应该对地主征收的地租进 行征税。

后来，经济学家们对最优税收 制度中公平和效率的原则进行了修 订。公平包含了如下概念：有能力 赋税的人应该多赋税，同一类型的 人的赋税也相同，从政府开支中获 益的人（如使用新建大桥的人）应 该赋税。效率则不仅意味着收税的 高效率，还意味着在提高税收的同 时，要尽可能地增加社会福利。经 济学家们认为，效率意味着尽量不 干预市场，尤其是要避免打击人们 工作和投资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