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经济学

食物的绝对短缺是很少见 的，更常见的是最需要食物的人 往往得不到食物供应。森将个人 可以得到的食物和服务组合定义 为他们的“权利”。饥荒就是一 个缺乏权利的例子，而权利不仅取决于所生产食物的数量。在现 代的交换经济中，大多数人都不 会自己生产食物；他们用一种商 品（劳动）交换另一种商品（货 币），再用货币购买食物。一个 家庭是否有足够生存的食物，取 决于它能出售或交换的东西以及 食物的价格。如果一个家庭的权 利（他们能得到的商品数量，而 不是社会提供的数量）减少到维 持生存所需的最低数量之下，就 会发生饥荒。当食品价格上涨或 工资下降时，上述情况都有可能 发生。

森分析了 1943年孟加拉的大 饥荒以及最近发生在非洲和亚洲 的饥荒，收集了实际信息来支撑 他的理论。他发现，尽管孟加拉在饥荒开始那年的食物生产总量 比前一年少，但仍然超过之前没 有饥荒的年份。因此他推论，发 生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加尔各答地 区农民的收入跟不上通货膨胀下 日益上升的食品价格。当时的印 度处于英国统治之下，英国政府 在印度投入了大量资金以备战争 之需，因此印度正经历着经济繁 荣。这导致劳动者的食品购买能 力下降，被迫忍饥挨饿。 森认为，民主国家尤其应该 防止恶性饥荒的发生。他开创性 的研究颠覆了人们对饥荒的看 法，提供了解决饥荒问题的新途 径。

欧元启动近十年来，一直运 行得很好。据估计，欧洲贸易增 长了 15%以上。资本和劳动力市 场变得更加灵活。经济增长很明 显，尤其是在相对较穷的爱尔兰 和欧洲南部地区。但是在这个表 象下，却隐藏着深层次的问题。 不同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加剧 了贸易的不平衡。作为一个整 体，欧元区总体上与世界其他地 方保持平衡，进出口大致相等。 但是，欧元区内部却存在着巨大 的差别。北欧国家不断增长的贸 易顺差，与南欧日益增加的贸易 逆差大致相当。如果没有顺差
国家和逆差国家间的财政转移机 制，南欧的贸易逆差实际上变成 了不断增加的债务。当2008年金 融危机爆发时，不平衡的体制走 向了崩溃的边缘。

欧元危机使人们开始怀疑， 欧洲是最佳的单一货币区域吗？ 一些国家似乎与贸易条件不相匹 配，而财政转移机制的缺失又 意味着这些不平衡得不到解决。

《稳定和增长公约》不具备足够 的约束力强迫截然不同的国家在 经济上趋同。 欧元成员国面临着艰难的选 择。如果能构建起财政转移机 制，欧元国也许能克服他们的不 均衡。如果欧元区成员国不能就 这个机制达成政治共识，那么欧 元的继续存在将受到威胁。

然而，有关欧元的规定并没 有包含风险分担机制，至关重要 的是，没有规定欧洲国家间的财 政（税收收入）转移方式。原因 很简单，这涉及了政治因素。尽 管早就建立了一些转移机制，比 如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但任何国 家都不想失去决定本国税收和支 出水平的权力。要在整个大陆实 现财政转移，需要建立强大的、 中央集权的机构，要能从过剩的 地区征税并再分配给处于逆差状 态的地区，比如从德国征税转移 支付给希腊。但是从政治的角度 考虑，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将这个

想法付诸实施。相反，欧洲国家 的领导人反而希望《稳定和增长 公约》能约束政府活动，而不需 要建立直接的财政转移机制。

1979年，以稳定汇率为目的 的欧洲货币体系建立，在欧洲 实行单一货币的想法开始付诸实 施。最终，1999年，欧盟（EU） 的11个成员国建立了欧元区（使 用欧元的地区）。尽管欧盟成员 国之间的贸易很频繁，各国也相 继取消了对劳动力、资本和商品 流通的限制，但仍然有必要对欧 元国家施加更进一步的限制以保 证欧元有效地发挥功能。

1992年载入《马斯特里赫条 约》的“收敛准则”，意在保证 所有希望加入欧元区的国家都有

相似的经济，处于相似的经济周 期阶段（增长或衰退）。之前的 汇率机制（ERM ）也曾尝试在 欧元体制内解决国家间的货币问 题。但欧元更进一步地取消了所 有国家的货币，因此，这实际上 永久地解决了汇率问题。此外， 欧元区还引入了有关政府债务的 新规则。1997年《稳定与增长公 约》规定，任何国家的债务都不 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60%,每年的逆差不得超过GDP 的3%。一个新的欧洲中央银行 将取代各国的中央银行为整个欧 元区服务，制定适用于所有成员 国的货币政策。

后来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 有利于辨别区域内实行单一货币 应满足的条件。要很好地适应一 种单一的货币，该区域的资本和 劳动力市场必须足够灵活，允许 资本和劳动力随着市场需求的变 化而自由流动。因此，价格和工 资要能随着需求和供给的变化灵 活调整，并指引资本和劳动力流 向它们该去的地方。区域内不 同国家还应该处在相似的经济周 期阶段，这样发行单一货币的中 央银行才能恰当地服务于整个区 域。此外，还需要建立处理经济 周期不同步问题的机制。最容易 理解的是财政转移，即从经济增 长的地区征税，用于补助经济衰退的地区。最后这个条件，若不 能付诸实施，将对欧洲造成非常 严重的后果。

在什么地理区域内可以只使 用一种货币呢？蒙代尔试图解答 这个乍一看很奇怪的问题。那个 时候，几乎还没有人提到过这个 问题。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 国家应该使用他们自己的货币。 任何人都没想过这或许不是最好 的安排。蒙代尔意识到，虽然每 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但这并 不代表这种货币安排是最好的。 很明显，使用多种不同的货币有 高昂的成本，因为要进行交易就必须在各种货币间进行兑换。 极端情况下，如果每个城市的每 一个邮区使用的货币各不相同， 这无疑将是非常低效的。而另一 方面，如果整个世界都只用一种 货币，又会束缚多种多样的经济 发展。蒙代尔不禁思考，这两种 极端之间最有效的均衡点在哪里 呢？

首先，需要理解不同国家为 什么需要不同的货币。如果一 个国家拥有自己的货币，它就 能自主决定货币供应量和利率， 进而根据本国经济状况制定货币 政策。另外，当它的汇率不固定 时，可以通过调整与贸易伙伴的汇率以抵消贸易不平衡。假设一 个农业国正在与一个工业国进行 贸易。如果工业国生产力突然提 高，可能会带来对农产品的过度 需求，以及工业制成品的过度供 应。工业国进口价值超过了出口 价值，于是陷入国际收支逆差。 当出现逆差时，工业国会让本国 货币贬值，导致出口货物更便 宜，出口增加，贸易恢复平衡。 但是，如果工业国和农业国 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这种情况 下，就不可能进行上述调整，使 用各自的货币或许更有利。再比 如，一个单一的经济区域，如区 域内全是工业国，虽然由许多民 族国家构成，但他们共同使用一 种货币或许更有效。

后来证明，埃尔斯伯格悖论 存在很多有争议的地方。有经济 学家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完全 涵盖了这一悖论，而且实验条件 下人们的行为与面对现实模糊性 时并不完全一样。然而，2008 年金融危机重新激发了人们对模 糊性问题的兴趣。人们想要知道 更多未知的、无法量化的风险， 而这是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 的。

埃尔斯伯格描述了一个思维 实验：如果从一个假象缸（见 上图）里捞出特定颜色的一个 球，实验者将得到一笔现金作为 奖励。实验参加者的选择表明， 如果能得到有关概率和风险的信 息，人们倾向于根据这些信息做 出理性的选择。然而，当有一个 可能的结果很模糊时，他们的 行为就会发生改变，这与期望效 用理论相悖。人们更偏好知道更 多有关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的信 息。用美国前任国防部长拉姆斯 菲尔德（ 1932—）的话来说， 人们更喜欢“已知的未知”，而 不喜欢“未知的未知”。埃尔斯 伯格发表他的文章以后，这一结 果在一些真实的实验中得到了证 实。它被称为“模糊厌恶”，在 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之后有 时也被称为“奈特不确定性”。在寻求更多了解“未知的未知” 过程中，人们的行为可能与以往 的、更符合逻辑的行为不一致， 在决策时可能不会考虑概率问 题。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 卡斯(Robert Lucas )指出， 如果人们确实能随着政策调整 自己的预期，那么整个经济结 构——不同家庭、公司和政府之 间的关系组合一就可以随着政 策改变而改变。因此，政策的 实际执行结果通常与设想的不 一样。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 批判”，它足以使大多数经济 学家相信，试图通过结构化的 关系建立的整体经济模型，例 如凯恩斯模型，是有缺陷的。 建立模型时应该关注人们更深 层次的潜在偏好，以及直接影 响人们行为的资源和技术。卢卡斯提出了一个“新古典”的 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部分回 归到了前凯恩斯主义时代。后 来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认 为，就业的变化是由“实际” 劳动力的变化引起的，比如生 产力提高或人们对闲暇与工作 偏好的改变都会影响就业率。

实际经济周期和新古典模型的 共同特征是，在个人理性行为 的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尽管现实中人们不能完全理 性地预期，但它能帮助经济学 家建立有用且可行的模型这一 假设却指导着经济的运行。然 而理性预期受到行为经济学家 的批评，他们的研究模型更接 近心理现实。

1975年，两位美国经济学 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 )和尼尔•华莱士( Neil Wallace )声称，如果预期是理 性的，那么人们不仅会开始预 测政府将要采取的干预措施， 还会根据预期调整自己的行 为，导致政府政策失效。假设预 期是理性的，那么人们就会知道 政府倾向于制造“冲击”，比如 努力保持低失业水平。

人们会相应地调整预期。例 如，人们知道，当政府通过货 币政策(比如降低利率)来保 持就业水平时，高通货膨胀也会随之出现。因此他们会相应 地调整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 由于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更低 的利率并没有使他们感觉更富 裕，这就抵消了政府想要达到 的效果。如此一来，货币政策 将完全无效，因为它总是能被 预料到，而人们据此改变行为 将会使政策失去作用。

之前，政府相信在失业和通 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 系一政府可以刺激经济，在长 期内以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 价实现更高的就业水平。在理 性预期下，这种替代关系不复 存在。失业率取决于经济的生 产能力：公司的生产力、技术 能力以及市场的效率。政府不 可能在上述三个因素决定的就 业水平之外刺激经济。

为了避免依附理论家提到 的这些危险，一些贫穷国家走 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它 们不是向世界贸易、全球化和 外国投资开放，而是将自己 与世界隔离开来。从依附理论 的角度来看，亚洲的香港、新 加坡、台湾和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以及中国经济的非凡增长都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对许多 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贸易是 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进 程的重要手段。最近，反对全 球化的运动对古典的经济发展 方式提出质疑，再次与依附理 论相呼应。

富裕的西方国家从来都不是 强大的、经济发达的集团的初 级贸易伙伴，而今天的穷国则 是这些富裕西方国家的初级贸 易伙伴。出于这种原因，一些 经济学家指出，曾推动发达国 家发展的政策，对今天的穷国 或许不利。

经济学家们大肆称赞国际 贸易自由化是帮助欠发达国家 发展的有力保证。然而，弗兰 克的依附理论认为，这种政策通常会导致富裕国家利用和剥 削贫穷国家。发达国家从欠发 达国家购进原材料，生产的成 品在国内出售或出口给其他发 达国家。这导致了贸易体系的 不平衡，即贫穷国家主要与富 裕的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而富 裕国家则主要是国内贸易或与 其他发达国家进行交易，而发 展中国家的贸易只占其总贸易 量的很小一部分。因此，贫穷 国家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它 们与更大、更强的对手进行贸 易，而且它们也得不到发展进 步所需的有利的贸易条件。 有人认为，这些不平衡导致 了全球经济的分裂，财富从由 边缘化的贫穷国家形成的“外 围”流向由发达国家构成的“核 心”。此外，贫穷国家在经济管 理方式上往往抑制投资，而投资是 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当富国在穷国建厂和投资 时，它们都声称将会帮助穷国 发展经济。而依附理论指出， 投资者事实上常常利用当地廉 价的资源，低价雇佣工人，所 得的利润都被外国的股东占有 而不是再投资于当地的经济。

上述这些悖论都来自这样 的假设，即每个人在博弈中都 是完全理性的。泽尔腾提出了 一个更现实的决策理论：尽管 有时候人们确实会通过理性 的计算来做出决定，但更多的 时候是基于过去的经历和拇指 规则。人们并不总是理性地计 算，相反，他们可能是“有限 理性”：可能会选择直观上更 吸引人的方案，而这些方案并 不能实现子博弈完美。

有很多人对博弈论提出了批 评和质疑，他们认为，博弈论 讲述了大道理，但却没有得到 科学理论的验证：无法预测未 来将要发生什么。一次博弈也 许有很多种均衡情况。对一个
行业来说，卡特尔或许同价格 战一样是理性的结局。并且， 人们在做决策时也不会无止境 地考虑“如果我这样做，他们 也这样做；我那样做，他们也 那样做”。 通过研究这个观点，美国 经济学家谢林强调说，人们行 为的诱发机制并不仅是数学概 率。在“合作博弈”的玩牌游 戏中，如果双方想的一样，他 们将得到奖赏，那么为了跟其 他人保持一致，你会选择什么 牌呢？你会选择黑桃A吗？

另一位对博弈论的发展做 出重大贡献的，是德国经济学 家莱茵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 )，他将子博弈完全观点 引入了多级的博弈。泽尔腾认 为，游戏的每个阶段，也就是 每个子博弈都应该实现均衡， 这非常重要。螟蚣博弈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例子，游戏中玩 家依次传递一笔钱，每传递一 次，钱的总量增加20%。这个游 戏有两种可能的结束方式：这 笔钱在传递了 100次(因此得名 螟蚣)后均分给每个人，或者 某一个玩家保留传到自己手中 的钱不再往下传递了。每个玩 家只有两个选择：相互合作， 将钱传递下去；背叛搭档，保 留这笔钱。如果最后一位玩家 背叛其他人，并独自占有这笔 钱，那么他将实现自身收益最 大化。

这意味着，从第二轮到最 后一轮，背叛都是一种更好的 选择，即考虑到后面的人将来可能会背叛其他人。顺着这个 逻辑逆向思考，你会发现，似 乎背叛在每一轮都更有利，子 博弈完美的选择是在第一个人 就保留这笔钱而不往下传。

但是，由于这笔钱刚开始非常 少，几乎不值得背叛，因此这 个结论又显得自相矛盾。

这个观点曾被用于分析这样 一种情况：某大型连锁商店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分店，一个竞 争对手正准备在一个或多个地 方进入这一市场。该连锁店可 以威胁说它要在新公司考虑开 店的地区降价促销。这一威胁 似乎既可行又值得，因为降价 并不会给连锁店造成太大的利 润损失，还能阻止新公司进入 这一地区。从纳什均衡的角度 来看，占优策略应该是连锁店 展开价格战，而新公司则不再 试图进入这一市场。然而，根 据泽尔腾的观点，如果每次有 新公司试图进入该连锁店的某 个市场，它都被迫减价，那么 累计损失将非常大。因此，通 过前向预测和后向推理，价格 战的威胁并不理智。泽尔腾据 此认为，子博弈完美均衡应该是没有价格战的威胁，新公司 可以自由进入。

囚徒困境的另一个典例， 是和平-战争博弈。美国用它来 分析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最佳 策略。随着洲际弹道武器等新

每个玩家的策略与别人相比都是占优的。——约翰•纳什

技术的发明，双方都必须考虑 是否应该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制 造这些武器。如果对方不研发 新武器，那么掌握新技术的一 方就能轻易地赢得战争。如果 不投资研发新技术，将会出现 两种可能的结果：若对方也不 研发，那么可以节省一大笔经 费；但若对方投入研发，那么 它将面临彻底的失败。

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纳什的 研究表明，独立的自利个体之 间存在着均衡，可以实现社会 的稳定和有序。事实上，人们 认为，在非合作情境下自利个 体之间达到的均衡，比合作情 境下个体之间相互协调创造的 结果更安全，也更稳定。

1994年，纳什与另外两位 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共同获 得了诺贝尔奖。匈牙利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Har-sanyi )表示，在玩家信息不 完全，即不知道对方的动机或 回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 博弈分析。由于现实生活中大 多数策略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做出的，因此海萨尼的研究是 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个现实的 例子是，金融市场无法确定中 央银行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态 度，因此不知道它是会提高利 率以减少通货膨胀还是降低利 率以增加就业。由于金融公司 的利润取决于中央银行未来将 设定的利率，因此它们需要评 估风险以决定发放多少贷款。 海萨尼表示，即使市场不能明 确地告诉公司中央银行更关注 哪个目标，但仍然可以通过博 弈论识别纳什均衡，找到问题 的解决办法。

最著名的非合作博弈例子， 就是囚徒困境。1950年，在纳 什的基础上，梅尔文•德雷希尔 和梅里尔•弗拉德共同设计了 这个案例。囚徒困境是指，两 名被捕的犯人被分开审讯，他 们有如下选择：如果都指证对 方，他们将被判中等时间长度 （三年）的监禁，虽然痛苦但 还可以忍受；如果都不指证对 方，他们将被判很短时间（六个 月）的监禁，这样最好；然而， 如果其中一个人指证另一个 人，而被指证的人保持沉默， 那么前者将被无罪释放，而后 者将被判长期监禁（十年）， 人生也就此毁掉。

每一个犯人面临的困境是： 是背叛还是忠诚呢？如果背叛 搭档，那么他将得到自由或中 等程度的监禁。如果相信搭档 并选择保持沉默，那么他要么 被短期监禁，要么将忍受很长 时间的牢狱之灾。为了降低“被 骗者的回报”即被长期监禁的可 能性，纳什均衡的策略通常是背 叛搭档。有趣的是，彼此背叛 这一占优（最好的）策略并没 有实现整体福利最大化。如果 他们都保持沉默，他们的总监 禁时间将达到最短。

梅尔文•德雷希尔和梅里 尔•弗拉德用他们的两个同事做 了 “囚徒困境”实验，以检测 纳什的预测是否正确。在这个 游戏里，每个玩家都可以选择 忠于或背叛对方。既可能因被 背叛而损失惨重，又有双赢的 合作方案，这一方案反映了冯• 诺依曼和摩根斯顿早期的合作 博弈研究结论。实验共进行了 100次。游戏的重复使玩家可以 惩罚或奖赏搭档之前的行为。 结果显示，背叛的纳什均衡只 出现了 14次，而合作的方案被 选择了 68次。梅尔文•德雷希 尔和梅里尔•弗拉德据此得出结 论，现实中人们会很快地学习 并进行调整以实现自身收益的 最大化。而纳什则认为，这个 实验本身存在缺陷，因为它存 在着太多的相互作用，真正的 均衡选择仍然应该是背叛。

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 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 ） 开始研究，在非合作情况下， 即不存在交流与合作的情况 下，若玩家独立做出决策将会 出现什么结果。合作是有可能 的，但前提是每个玩家都认为 合作能最大化自己的成功机 会。每个玩家在选择自己的策 略时，都会假设对方也在选择 自身的最优策略。纳什将这种 任何玩家都不想改变自己行为 的均衡状况定义为“每个玩家 的策略都是占优的”。这就是 纳什均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益于 兰德智库（该名源于“研究与 发展”）的研究，博弈论得到 了飞速发展。兰德智库由美国 政府于1946年建立，主要负责 将科学应用于国家安全服务。 该公司雇佣了一大批数学、经 济学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研 究涉及各个科学领域，其中博 弈论研究与冷战时期的政治关 系尤其密切。1950年，兰德公司的博弈论研究者设计了两个非合作博弈 的案例。第一个是“长期受骗 者”游戏，这一游戏设计得非常 残酷。它强制玩家合作，但最终 必须欺骗你的搭档才能赢得游 戏。据说在玩过这种游戏之后， 夫妻都会分开各自回家。

像这样的低效率使原本就脆 弱的计划经济雪上加霜。有保证 的救助和缺乏预算约束意味着企 业几乎没有动力提供有效的商品 和服务。

科尔奈将预算软约束描述为无 法治愈的计划经济“综合征”， 因为只有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才 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一问题并不 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科尔奈认 为，西方的大银行也存在预算软 约束问题，因为他们也指望着得 到政府的救助，这导致了银行体 系的低效率和冒险倾向。另一方面，将预算硬约束引入每个国家 或地方当局的决定又可能是不公 平的，例如，强迫资不抵债的家 庭入狱。事实上，即使是最自由 的市场经济，也同时存在着预算 硬约束和软约束。

因此，一些国家尝试引入计 划体制改革。匈牙利比大多数国 家更积极，从20世纪60年代就 开始引入了市场竞争因素。理论 上，应该是引入市场的长处，激 发创新，扩大选择面，同时还要 保留计划提供广义社会商品，比 如充分就业的能力。而实际上， 除了刚开始的一点成功之外，新 的体制仍然会出现短缺和低效的 问题。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 (Janos komai)偶然间想到了 “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在竞争市 场中，厂商的决定通常会受到预 算“硬”约束的影响：他们必须 至少做到收支相抵，否则就会遭 受经济损失。这就限制了厂商有 效利用投入和销售产品以实现利 润最大化。科尔奈意识到，在匈 牙利这样的计划经济中，厂商 不会受到这一定律的影响：他们 面临的是预算软约束，而不是硬 约束。政府降低了厂商破产的风 险一产必需品的厂商永远不 会倒闭。即使在实施了市场改革 之后，政府仍然继续救助即将倒 闭的厂商。此外，厂商还可以通 过政治游说，以低价购入原料， 或者逃避税收。

预算软约束意味着，企业的 收入可以低于成本。就特定产量 而言，它们需要的投入往往高于 其他没有政府支持的企业。这导 致了对特定投入品的超额需求， 而低效率就会引起短缺。短缺最 终必然会影响消费者，他们发现 商店的货架总是空的。科尔奈认 为，短缺意味着消费者不得不接 受“强制替代品”，即在短缺下 不得不购买的次优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