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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数字一出现，就对政治 家、记者和经济学家产生了无法 抗拒的诱惑。这些数字以简単的 形式展现了经济中几乎所有最重 要的活动。GDP增长意味着有 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 平，而GDP下降则意味着失业和 不确定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很快转变为 一系列如何最佳地促进GDP增长 的争论。虽然不同派别追求不同 的政策，但目的是殊途同归的。

然而，这忽略了一些很重要 的问题。GDP仅是一个数字，或 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数字。正如西 蒙•库兹涅茨向美国国会听证会 指出的那样，GDP和真实的社会 福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增加 的GDP分配很不均匀，因此大 量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而许 多穷人却只拥有很少的财富。给 人们带来幸福的其他因素，如家 庭或朋友关系，在这个数字上并 没有体现出来。尽管如此，GDP 仍然成为了最重要的经济统计数 值，社会各界也以此衡量一个国 家运行是否良好。虽然未得到充 分证实，但人们普遍认为，虽然 GDP不能完全等同于福利，但至 少二者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发生变 化的。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 德•伊斯特林首次向GDP和国民 收入概念提出了直接的挑战。他 研究了过去三十年间19个国家报 告的幸福感，认为GDP和福利 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 么简单。

伊斯特林发现，报告的 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这和预期的一样。但是，对那些 收入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上的人来 说，幸福感在不同的国家并没有 很大的变化，尽管这些国家的国 民收入差异很大。富裕国家的人 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 象显得更加奇怪。自1946年以 来，美国的GDP一直持续且相 对迅速地增长着，但是调查显 示，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相应 地增加。事实上，它在20世纪 60年代下降了。金钱，似乎真 的买不到幸福。伊斯特林的调查结论后来被 称为伊斯特林悖论。它们引发了 对经济和幸福关系的新研究，改 变了这一研究自19世纪晚期以来 一直止步不前的状况。研究人员想知道，个人、厂商和政府的决 策是如何影响人们对自身和社会 的感知的。 自己的社会地位下降了。“与邻 居保持一致”意味着，随着经济 的发展，新增加的财富对幸福感 的积极影响很有限。每个人最终都在激烈地竞争，疯狂地想要超 过其他所有人。社会越不公平， 这种情况越糟糕。

阿罗悖论(也称为一般可能 性定理)是现代社会选择理论的 奠基石，其公平标准也为制定考 虑个人偏好的公平投票方式奠定 了基础。

社会选择理论现在是福利经 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它 评估经济政策带来的影响。这一 领域最初是抽象理论的发展，现 在被政府和决策者广泛应用于各 种具体的经济情境，不断地权衡 多数人的福祉。这对解决资源和 财富分配的基本经济问题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所谓的投票悖论，大约是在 200年前由法国政治思想家和数学 家尼古拉斯•德•孔多赛(1743— 1794)首次提出的。他发现一种可好转化为对可能的社会状态(他 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的评 级。有关社会福利的想法还包 含了道德层面的考虑。功利主 义简单地强调了社会总福利的 最大化，而不考虑它的分配问 题。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1921—2002)提出了另一种 理论，认为应该将社会中最不 富裕人群的福利最大化。

设如此不现实以至于不适 用于任何情形，那么这个模型的 意义何在呢？但是，理论模型本 就不打算完全忠于现实：如果完 全描绘现实，那么阿罗和德布鲁 的模型将毫无用处。但事实上， 他们的定理回答了一个关键的 问题：市场在什么条件下会是有 效的？这些条件的严格程度告诉 了我们现实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以 及用什么方式偏离了完全效率。 阿罗和德布鲁的条件指出了为 提高效率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例 如，可以收取污染费来解决外部 成本，打破垄断使市场更具竞争 性，或者建立机构机制帮助消费 者获取商品信息。 阿罗和德布鲁的研究奠定了 战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后来的 经济学家尝试修订他们的结论， 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研究经济的 效率。他们在阿罗和德布鲁的一 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 大量理论和实证的宏观经济学模 型。有人批评一般均衡模型没有 考虑到无秩序的情况，这也是现 实经济无法预测的真实本性。由 于这些模型没能预测到2008年的 金融危机，因此近年来批评的声 音越来越多。

阿罗和德布鲁的结论建立在 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当这些假 设不成立时，效率也许就会降 低，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市 场失灵”现象。根据这些定理， 个人行为必须遵循经济理性。他 们需要对市场信号做出完全的回 应，这在现实中很明显是不存在 的。而厂商之间必须彼此竞争， 但事实上垄断却无处不在。

除此之外，当存在规模经 济时，福利定理也不成立。例 如，当有大量初始投资存在的大 企业，如许多公共设施企业时， 就会产生规模经济，此时福利 定理就不能成立。要实现有效的 均衡，更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不存 在“外部成本”。外部成本是指 不包含在市场价格之中的成本和 收益。例如，一个摩托车制造车 间产生的噪音会影响隔壁会计公 司的工作，但是工厂主并没有将 这种广义的成本纳入自己的成本 之中，因为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私 人产量。外部成本降低了经济 活动效率。同时，如果个人不能 完全了解所购买商品的价格和特 性，市场也可能失灵。

现代经济学家们运用“帕累 托最优” 一词来衡量结果的合意 性。在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下，要在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情况 下改善另一个人的情况是不可能 的。在商品交易中，如果至少一 方的福利增加，而另一方福利没 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就 存在改进的可能。阿罗和德布鲁 运用帕累托最优观点来分析市场 均衡。通过证明两个“福利经济 学基本定理”，他们对斯密提出的“市场结果都是好的”这一基 本原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一个福利定理认为，任何 纯粹自由市场经济下所达到的 均衡都必定是“帕累托最优” 的——资源分配的结果使得在不 使其他人的福利变差的情况下 改善任何一个人的福利都是不可 能的。每个人最初都有一定的商 品“禀赋”。他们彼此交易并能 达到一种有效的均衡。

帕累托最优是一个很弱的道 德标准。如果某种商品完全归一 个富人所有，这种情况也是帕累 托最优的，因为不可能在不损害 富人福利的情况下改善其他人的 福利状况。因此第一个福利定理 认为，虽然市场是有效的，但是 并没有谈到资源分配这一关键问 题。

第二个福利定理就涉及资源 分配问题。经济中存在着很多种 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一些资 源的配置相当均等，而有些则非常不平等。

这一定理认为，市场可以实 现任何一种帕累托最优的分配， 经济学家用“契约曲线”来描述 这种均衡。然而，要实现其中任 何一种分配，都需要对个人禀赋 进行再分配。然后才能通过交易 实现特定的帕累托最优配置。

这一定理的现实启示是，政 府可以通过征税重新配置资源， 依靠自由市场来保证最终分配的 效率，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顾。

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 斯是这一理论 革命的先锋之一。他想要证明 的是，如果让市场自由地分配 资源，那么整个社会可以实现 稳定的结果，消费者对产品和 服务的需求与厂商的供给可以 实现完全均衡。

众所周知，一个单独的市场可以实现这种平衡或均衡，但是 整个市场是否能实现总体均衡则 不清楚。

1954年，法国数学家德布鲁 和美国经济学家阿罗经过严谨 地研究和分析，解决了 “一般均 衡”问题。他们运用先进的数学 方法，表明在特定情况下，许多 个市场可以实现总体的均衡。 在某种意义上，阿罗和德布鲁修 订了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能 使社会有序运行”这一观点。但 是，斯密的观点更强，他认为市 场倾向于到达一个稳定的点，并 且人们需要这种均衡，因为这种 均衡保证了一个自由的社会。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道德风 险问题成了政治争论中的一个关键 问题。当银行被认为“太大而不能 倒闭”时，道德风险就已经产生 了。各大银行知道，银行倒闭会导 致经济衰退，因此他们认为无论如 何都会得到政府的支持。经济学家 曾说过，这会使银行进行过多的风 险投资。道德风险的另外一个例子 是2012年的欧债危机：希腊等国认 为，本国“太大而不能倒闭”，因 此，他们在经济运营中进行了过多 的风险投资。

这种情况被称为“道德风险“ 。例如，在保险市场上，保 险政策可能反而会激励投保者去冒 更大的风险，因为他或她知道，保 险公司会承担任何损失。于是，保 险公司就会缩小保险范围，因为他 们害怕鼓励过多的人去冒险，导致 他们最终承担过多的损失。这意味 着存在着市场失灵：投保的人将需 要支付更多保险费，而且许多人将 被排除在被保险的客户之外。阿罗 认为，在这些情况下，政府有必要 通过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现象。 当一个人（“委托人”）试 图让另一个人（“代理人”）按 某种方式行为时，道德风险就会 产生。如果委托人委托的事需要 代理人付出努力，并且委托人不 能监督代理人的行为，那么代理 人就有动机和机会来逃避和推卸 责任。保险合同介于公司与顾客 之间，但是，即使在一个公司内 部，道德风险问题也可能会发 生：雇员在没有雇主监督的情况 下很可能会减少努力的程度。有 关复杂任务的长期合同中通常会 出现这种委托-代理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每一种要求都不能事先 规定，道德风险会以一种无法预 知的方式出现。如何才能管理好 复杂的任务呢？如何才能更好地 拟定合同呢？委托-代理问题受到 了大量研究人员的关注。

财产权，包括物质产权和知 识产权，是经济发展所必须遵守 的制度。道格拉斯•诺斯考察了 英国财产权的起源，发现它出现 于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在那之 前，君主可以任意征用资源，冷 酷无情地践踏私人产权。诺斯发 现，在国王的权力被限制之后， 交易成本降低、市场激励作用增 强。他的观点备受争议，但至今 仍然很有影响力。

道格拉斯•诺斯的实例揭示 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国家 维护社会秩序，而秩序赋予国家 激活产权的权力，因为产权在混 乱的无政府状态下是不可能存在 的。而正是这种权力，使政府可 以为了自身利益而动用资源。

美籍土耳其经济学家达龙•阿 西莫格鲁（ 1967—）表示，这一 问题的根源在社会的殖民历史。 在非洲这样的地区，由于传染 病肆虐，殖民者没有停留太长时 间。为了快速攫取自然资源以实 现自身的富有，殖民者在被殖民 地区建立了制度，其本意并非是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在 更适宜殖民的北美地区，殖民者 建立的制度则促进了经济的长期 增长。 制度决定了经济的成败—— 它们构建了基本的框架。经济学 家们还需要识别推动经济进步的 制度变化。改革制度非常困难， 过去的制度总会在今天留下痕 迹。

然而，理论的预测与现实并 不十分吻合。从长远来看，许多 国家家庭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趋于 稳定，并没有如理论所说的，随 着收入的增长而减小。短期内这 一比例会有所波动，但是并不会 一直朝某个特定的方向变化。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家们预 测经济将会停滞，但是世界各地 的经济反而高速发展。在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中，有两种解释得到 了人们的普遍接受。这两种解释 都提出，理性的个人不会根据现 期收入盲目消费，他们会进行长 远的计划，估算他们应该储蓄多 少。1954年，意大利经济学家莫 迪利安尼认为，这与生命周期的 不同阶段有关。年轻时收入较高， 他们会储蓄以备老年时消费，他们 试图保证生命周期各阶段消费的稳 定性。这就是生命周期假说。

三年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 德曼提出了一个相关的理论， 即人们根据他们的“持久收 入”——期的未来收入——均 衡他们在各个时期的消费。任何 额外的收入都是“暂时性”的， 都应该被储存起来。这就是持久 收入假说。 最近消费理论的发展表明， 事实上，当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和 储蓄的决策时，会倾向于遵守“拇 指原则”，同时还会出现其他形式 的“非理性”行为。

后来的研究显示，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稳定的关 系。政府意识到，通货膨胀和失 业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替关系。他 们可以在菲利普斯曲线上选择偏 好的点，即在低失业高通胀与低 通胀高失业之间做出选择，并据 此对经济政策做出相应调整。通过 增加或减少支出，紧缩或放松货 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政 府可以调节总需求（总支出）， 使经济回归菲利普斯曲线。经济 就像一架大型的机器。关于宏观 经济一家整体经济体系一的 主要问题，似乎都可以简化为技 术上的修复问题，而不是意识形 态上的斗争。

菲利普斯曲线与当时盛行的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非常吻 合。当失业率高时，政策向劳动 市场和产品市场倾斜将会拉低工 资和价格，通货膨胀率也会因此 降低。但就业率很高时，经济中 额外的需求——或许来自增加的 政府支出——不会使产量和就 业率上升，反而会抬高价格和工 资，因此通货膨胀率随之上升。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 稳定的关系似乎不存在了。在“ 滞涨”情况下，失业率和通货膨 胀率同时上升。美国经济学家弗 里德曼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认为 菲利普斯曲线显示了实际的价格 和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但它 还需要考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 期。人们意识到，当政府增加 支出以刺激经济（并增加就业） 时，通货膨胀必定会随之而来。

因此，在高失业时期，政府 增加支出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认为 是通货膨胀前的信号，工人们就 会在价格实际上升之前要求增加 工资。弗里德曼指出，从长期来 看，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 在交替关系。经济会稳定在“自 然失业率”水平。政府稳定经济 的努力最终只会推高未来通货膨

的预期，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因 此也会上升。 弗里德曼的观点为挑战凯恩 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扫清了道路， 政府开始转向增加资本和劳动的 供给，而不再是调节需求。

没过多久，弗里德曼的警告 就得到了印证。20世纪70年代， 随着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上 升一滞涨现象的发生，菲利普 斯曲线的交替关系不复存在。政 府开始将控制货币供应作为目标 纳入他们的计划。德国、日本、 美国、英国和瑞士在20世纪70年 代纷纷采用了货币目标机制。然 而事实证明，要控制货币的增长 非常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应 该控制哪种形式的货币呢？大多 数中央银行针对的是广义货币， 包括银行定期存款(在固定的一 段时期内不能取出来的存款)。 但事实上这也很难控制。随后， 各国将注意力集中于狭义的货 币，即纸钞、硬币和中央银行持 有的存款准备金。这控制起来比 较容易，但是它与广义货币之间 的关系似乎并不稳定。 货币主义的尝试大多数都失 败了，但是其影响却非常重大。 它源于有关货币供应的政策，后 来成了一项旨在减少政府对经济 各方面干预的方案。今天，几乎 没有人会否认“货币很重要”。 货币主义政策通常是为了控制通 货膨胀，其与财政政策同样备受 关注。但是货币主义纯粹的公式 和它的政策影响所依赖的假设存 在着很大的争议：货币需求具有 可预测性，而政府能够轻易控制 货币供应。20世纪20年代，许多 国家纷纷放弃了货币目标。他们 开始用汇率来控制通货膨胀，或 者直接将利率政策与通货膨胀趋 势挂钩。

“货币主义” 一词最先出现 于1968年，这一年弗里德曼对 菲利普斯曲线做出了新的解释。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了理论上通货 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稳定的替代 关系，这一关系使政府必须在低 通胀、高失业和低失业、高通胀 之间做出选择。弗里德曼认为这 种关系只有在短期内才存在，长 期内是不存在的。他认为存在一“货币主义” 一词最先出现 于1968年，这一年弗里德曼对 菲利普斯曲线做出了新的解释。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了理论上通货 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稳定的替代 关系，这一关系使政府必须在低 通胀、高失业和低失业、高通胀 之间做出选择。弗里德曼认为这 种关系只有在短期内才存在，长 期内是不存在的。他认为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指 的是在寻找工作过程中的暂时性 的失业。事实上，自然失业率就 是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失业率。如 果政府增加支出将失业率降至自 然失业率之下，通货膨胀率就会 上升，工薪族也会进一步要求增 加工资。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其 一是在新的、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下，失业率将会回到自然水平。 另一种结果是政府以不断上升的 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来维持较低的 失业率。

很明显，政府通过财政政策 来稳定就业的做法是无效的。同 样的，增加货币供应量只能导致 价格不断上升。从长期来看，菲 利普斯曲线是自然失业率水平下 的一条垂直线，失业率与通货膨 胀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

货币量变化和产量变化之间 的时滞通常只有短短几个季度， 而价格变动则需要一至两年或 更长的时间才能见效，时滞太严 重。因此，弗里德曼建议政府不 要通过货币政策来操纵市场，因 为很可能错误地判断了经济中正 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应该遵循一 条简单的规则：无论界定的货币 量是多少，都要保证它的年增长 率稳定在2%到5%的水平(这取 决于所选择的货币定义)。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 斯(Robert Lucas )和托马斯•萨 金特(Thomas Sargent)为代表 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根据对 未来经济政策的理性预期，重新 解释了这一观点。弗里德曼认为 人们只会根据过去的错误调整期 望。卢卡斯和萨金特则认为人们 的预期是往前看的。人们可以预 见政府可能会计划做什么，因此 政府任何试图将失业率降至自然 失业率之下的尝试都会马上导致 通货膨胀率的进一步上升。换句 话说，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也是 垂直的——政府从来就没有能力 降低失业率。

弗里德曼表示，货币政策是 有效的：改变货币供应量将对总 收入产生可预测的影响。凯恩斯 曾指出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因 为人们是出于不同的动机而持有 货币；其中一些是所谓的“投机 性”动机，而这种动机很难确 定。为证实货币数量论是正确 的，弗里德曼需要证明货币需求 的稳定性。他不得不提出一个关 于货币需求的可验证的理论。

1956年，弗里德曼出版了《 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的表述》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 Restatement) _o 他把货币 看作一件商品、一种“购买力的 临时载体”。市场对一件商品的 需求取决于人们的总预算和该商 品与竞争商品的相对价格，同时 还受到购买者喜好的影响。弗里 德曼认为，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对 货币的需求。首先，随着整体价 格水平的上升，货币需求增加， 因为人们需要的是货币的实际 购买力。此外，对货币的需求还 受到人们“真实”财富或持久收 入、资金、债券、股票和耐用消 费品的回报率的影响。最后，货 币需求会受到“喜好”的影响， 这里的“喜好”主要针对的是经 济不确定性等导致人们希望持有 更多的货币的因素。

当市场上有足够的货币供应 时，消费者就不需要额外的货币 了：他们已经持有了他们需要 的货币。因此，当增加货币供应 时，消费者就会消费掉多余的现 金。价格在短期内不会做出相应 调整，因此这将增加经济产量。 但是，从长期来看，价格可以自 行调整，多余的货币带来的唯一 结果只是更高的价格。因此弗 里德曼的理论可以被认为是货币 数量论的复兴。货币数量论的公 式是MV = PT,其中“M”代表 货币供应量，“V”代表货币流 通速度，“P”代表价格水平，“T”代表交易数量，通过P和T 相乘，我们可以得到交易的总价 值量。这一公式大致是说，如果 V和T是恒定的，那么更多的货 币供应量就意味着更高的价格水 平。从长期来看，货币不会对经 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凯恩斯认为，政府在大萧条 期间应该增加支出，这部分是 基于他的消费观。他认为随着人 们收入的增长，他们的消费也会 随之增加，但消费的增加却没有收入增加得多。在萧条期间，人 们会减少消费并持有货币，这 进一步延长了萧条期。在这种情 况下，政府支出能增加人们的收 入，同时还会对消费产生很大的 可预测的影响，进而使经济恢复 至充分就业水平。
1957年，弗里德曼出版了著 作《消费函数理论》，并据此开 始挑战凯恩斯主义的正统地位。 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将他们的收 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 入”，前者是他们有信心消费的稳定而长期的收入，后者是短暂 的或积极或消极的收入，不会对 消费产生影响。

高收入群体拥有较高的暂时 收入，但他们只消费总收入的一 小部分；低收入群体的暂时收入 为负，且消费支出超过了他们的 收入。但是，如果你将高收入人 群和低收入人群作为一个整体来 看，正的暂时收入和负的暂时收 入基本上可以相互抵消。这一事 实与弗里德曼的理论非常吻合。 从人口横截面的角度来看，消费 并没有随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多 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 对人口的总体考察(这样暂时收 入的影响就消失了)，消费确实 会随着收入的増加而增加。因此 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的消费模 型是错误的。人们会把政府支出 看作暂时收入，它只会“挤出” 私人支出。由消费不足引起的衰 退不可能永无止境。

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人们做 选择的思维过程，但我们可以观 察他们做出的选择并检查它们是 否与理性和独立性公理相符。假 设可以在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之 间做出选择，你选择了苹果。然 后，再假设你可以在一个苹果、 一个橘子和一个桃子之间做出选 择。根据独立性公理，你还会选
择苹果或者桃子，但绝不会选择 橘子，因为增加的这个桃子并不 能改变你更喜欢苹果而不是橘子 这一偏好。

然而，阿莱发现，在不确定性 条件下，违背独立性公理的情况可 能会发生。假设你可以在两种“彩 票”之间做出选择，每种“彩票” 都有几种可能的结果，而每种结 果都有特定的概率。在第一种“彩 票“下，你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选 择苹果，百分之五十的机会选择桃 子。在第二种“彩票”下，你有百 分之五十的机会选择橘子，百分之 五十的机会选择桃子。因为你偏好 苹果胜过橘子，所以你应该选择第 一种“彩票“:在独立性公理下， 对每种“彩票“增加一个桃子，从 而使桃子在两种选择下被选中的概 率相同，而应该对选择苹果而不是 橘子这一偏好没有影响。但事实 上，它确实会影响结果。 在更复杂的类似的试验中，人们频繁地违反独立性公理。 这与人们总是做出理性行为这 一标准的经济学假设相冲突。 由于某种原因，在一系列选择 中，其他选项的出现会影响人 们的选择。这些行为的发现催 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 领域，它试图设计更多符合心 理现实的决策模型。

今天，结构性调整的失败使 各国达成了新的共识，融合早期 发展思想家的观点，用一种更乐 观的态度来看待市场。在贫穷的 国家，市场是激励资源调配的重 要手段。同时，斯蒂格利茨等经 济学家指出，市场不能很好地调节中小企业，通常会抑制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例如，当小厂商 不能得到贷款时，即使是有利 可图的投资也没法进行。国家或 许应承担矫正这些失衡现象的职 责，帮助价格机制更好地发挥作 用。这一共识有时被称为市场化 途径，它认为国家和市场是互补 的。 然而，21世纪初，一个更 直接、更有力的大推动出现 了。2000年，联合国起草了2015 年发展目标，包括普及义务教 育、根除饥饿、降低儿童死亡率 等。这需要捐赠国家遵守诺言而 源源不断地提供援助资金，并将 资金投入一系列大规模的工业和 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在经济发展早期，发展所需 的投资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如 此，协调一项涉及多个行业的投 资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知 道适当的生产平衡——鞋子、衣 服和面包的正确比率（由消费者 需求的组成可知），政府的投资 才能发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只有掌握了行业间前向联系和后 向联系的详细信息，才能使各行 各业很好地相互作用。但是， 很多政府都不具备所需的专业技 术、信息或者政治影响。

许多国家以臃肿低效的国有 企业告终，没能使经济由起飞进 入持续增长。许多工业化都在 关税保护下进行一将外国货物 阻挡在外，为的就是给刚刚起步 的产业一些发展的机会。政府 保护厂商免受国际竞争的做法滋 生了 “寻租”行为一商业利益 团体为保留他们的特权而游说政 府，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寻 租”通常会导致政府和与有政治 背景的实业家之间关系变得密 切，从而阻碍了竞争和创新。

20世纪70年代，大推动理论 受到了学界的质疑和攻击。许多 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从本质上并没有不同，经 济理性行为和价格信号的力量无 论在穷国还是富国都一样有效。 投资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恰当 地将投资分配到各行各业。市场 能够最好地决定投资去向。

这种新的思潮认为，阻碍发 展中国家发展的，不是市场的内 在无效性，而是错误的政府政 策。过多的政府干预不仅破坏 了价格机制的作用（供求决定价 格），还扰乱了市场有效配置资 源的能力。好的政策应该是“矫 正价格”，并允许市场机制自由 运作，这样一来，资源才能得到 最好的利用。因此，应减少政府 对经济的干预，杜绝寻租行为， 让价格机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这种思想上 的改变导致了自由市场发展政策 的出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采纳了 “结构性调整计 划”，在非洲国家贯彻市场原 则。苏联解体后，它们在东欧实 施所谓的“休克疗法”，希望快 速地建立市场体系。然而，这些 建立自由市场的尝试最终因贫困 加剧且没能建立动态的多元经济 而宣告失败。

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 希曼(Albert Hirschman )用“联 系” 一词来描述产业间的相互关 系。例如，油漆产业增加油漆供给可促进汽车产业的发展。赫希 曼称之为“前向联系”。油漆产 业的扩张同样也增加了对化学原 料的需求，由此增加化学材料 工厂的盈利。这被称作“后向联 系”。实际上，任何行业与其 他行业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前向和后向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了一个 的复杂的交互网络，从而使经济 具备整体多样化生产的可行性基 础。

大推动意味着让一无所有的 国家突然拥有所需的一切。从没 有发电站、没有工厂的状态到突 然同时拥有二者。从一个没有任 何工业部门的状态起步，它们需 要一下子建立所有设施。但是， 由于各项投资都需要依靠其他投 资项目的支持，单个企业家很难 启动如此巨大的推动工程。出于 这个原因，罗森斯坦•罗丹和其他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大推动必须 由国家而非私人市场来领导。

本着这种想法，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参 与了大型投资项目建设，将工业 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纳入了国家 发展计划。欠发达国家拥有双重 经济，包括传统农业部门（包含 大量非生产性的劳动）和由新兴 产业构成的现代部门。人们认为 大推动可以解放农村地区的过剩 劳动力，并将这些劳动力转移到 新的工业企业中去。这种思想为 注入大规模的外国援助提供了理 论基础，意在使这些援助成为驱 动投资的燃料。政府主导的投资 已经为一些地区带去了工业化的 好处。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实现了 工业的扩张和收入的快速增长； 它们成功地将积极的政府和大企 业相结合，开创了有名的发展型 国家模式。然而，1948年马歇 尔计划颁布的条件与20世纪5 0 年代新兴独立国家所面临的条件 是不同的，许多国家都在尝试大 推动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