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经济学

土耳其经济学家达尼•罗德 里克（1957—）曾批评“深度整 合”这一说法，认为不需要并且 也并非不可避免，而且，国家间的制度实际上存在很大差异。罗 德里克的出发点是，全球化方向 的选择受政治“三元悖论”的影 响。人们希望市场整合，是因为 它能带来繁荣。但人们还想要民 主，想要独立和主权的民主国 家。罗德里克认为，这三者是 不相容的，最多能同时存在两 个。对这个三难选择的不同解决 方式将产生不同类型的全球化效 果。

这个三难困境来自于以下事 实，即更深入的或更完全的市场 整合，要求消除不同国家的制度 差异。但是，不同国家的选民 想要的制度体系不同。与美国选 民相比，欧洲国家的选民更喜欢 福利国家体系。因此在国家仍 然存在的条件下，一个单一的全 球制度框架就意味着要忽视一些 国家选民的偏好。这就与民主相 冲突，而政府将受制于美国记 者托马斯•弗里德曼(1953—) 所谓的“金色紧身衣”。另一方 面，一个民主的全球制度框架要求实行“全球联邦制”一单一 的全球选民和民族国家的解散。

今天，我们既未身陷“金色紧身 衣”，也不是全球联邦制。民族 国家依然很强大，不同人口的多 元化偏好仍然很重要，国家制度 差异仍将长期存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来，全球深度整合仍未 成功，罗德里克的三难困境却已 经得到解决。考虑到国家制度的 差异，各个市场已经被尽可能地 整合到了一起。罗德里克称之 为“布雷顿森林妥协”，意指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 制度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T)、世界银行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 )等。这些组 织旨在通过某种有管理的整合， 让民族国家自由选择各自的国内 政策并沿着多样化的制度路径发 展，以防止20世纪30年代灾难的重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被破坏，深 度整合的目的日益驱动着政策议 程。罗德里克认为，在深度整合 下，仍然要保留制度的多样性。 欧洲选民偏好福利国家和公共卫 生体系，这不仅可以与经济有 关，同时还涉及他们对公平正义 的看法。制度的多样性可以反映 这些不同的价值观。更现实的情 况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 路径不只有一条。如今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需要，可能与发达国家 的需要大不相同。强制推行一种 全球统一的制度，面临着将国家 置于紧身衣的风险，会遏制他们 自身经济的发展。全球化也有局 限，或许，经济体的完全融合， 最终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到20世纪末，全球化在多数 市场已经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的水平。今天，由于运输成本 持续下降，以及大多数关税已经 全部取消，市场整合程度达到了 空前的水平。 有关全球化的未来，有人认 为应该取消各种因制度差异形成 的贸易壁垒。市场存在于制度之 中，例如，产权、法律体系和 监管体制等。与关税和物理距离 一样，国家间制度的差异也增加 了贸易成本。例如，对待买方 违约行为，肯尼亚法律与中国法 律的规定很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这可能会使中国的出口商很难收 回有争议的欠款，导致外国厂商 都不愿意进入肯尼亚市场。尽管 很多关税被取消了，但世界还远 非一个单一的市场。由于各国制 度不兼容，国界依然很重要，要 想实现完全的市场整合，必须去 除法律和监管的差异，创造一个 单一的制度空间。一些经济学家 认为，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正在 进行中，全球市场促使各国制 度彼此协调。设想一家跨国公司 要挑选一个国家建设工厂，为了 吸引这家公司投资，政府可能会 削减商业税率并放松监管，其他 国家则纷纷效仿。由于税收收入 减少，国家财政越来越不能负担 福利和教育项目。这将导致所有 的政策都指向最大化全球市场的 整合程度，政府将不会提供任何 与全球市场整合无关的商品或服 务。

至少从公元前一世纪腓尼基 人完成贸易使命时起，长途贸易 就已经存在了。不断增长的人口 和收入产生了对新产品的需求， 因而推动了长途贸易的发展。但 是，将市场分隔开来的贸易的潜 在障碍（如运输成本等）变化并 不大。直到19世纪20年代，当价 格差异开始消失时，全球化才真 正地迅速发展起来。这得益于当 时的运输革命，由于蒸汽船、铁 路、冷冻技术等相继出现，苏伊 士运河的开通也大大缩短了欧亚 之间的海上距离。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夕，全球经济高度整合， 甚至达到了 20世纪晚期的水平， 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 空前频繁。

从19世纪开始，技术变化就 推动着市场的整合。而正是技术 变化，使全球化成为一种貌似不 可逆转的趋势 旦发明了蒸

汽动力等新技术，人们就再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蒸汽动力只 会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推行。

这样的发展都不会受到政府的直 接控制。然而，政府可以出其不 意地提高关税或设置其他贸易壁 垒，遏制进口，阻碍贸易发展。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全球化受政策影响急剧逆转，这是自现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萧 条。随着一个个国家相继进入 经济衰退期，政府开始强行征 收关税，目的是将消费者的需 求引向国产商品以保护本国厂 商和国内贸易。1 930年，美 国颁布了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 案，进口关税被提升到了创纪 录的水平。这些关税减少了对 国外商品的需求，作为报复， 其他国家也提高了本国关税。 结果导致全球贸易崩溃，经济 萧条的影响越发严重，直到 数十年后，世界经济才得以恢 复。

收敛可以跑收入以外的其他 因素测量。健康和读写能力与收入 有关，但事实却并不绝对如此：一 些穷国人口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 反而更高。通过简单的医疗干预措施，如免疫接种，人口预期寿命就可以大大地增加。因此，在生活水 平的非收入方面，穷国更可能追上 富国。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家仍然 注重解释收入的差异。不过关注点 已经由资本和技术转向了发展中国 家为趋近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制度上 的先决条件。

自由市场与社会主义元素配 合得相当好。德国创造了20世纪 50年代的经济奇迹，由战后的 废墟一跃成为主要的发达国家之 一。类似的社会市场经济在其他 国家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 是在斯堪纳维亚半岛和奥地利。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20 世纪50年代，社会市场经济成为 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典范并饱受推崇。许多欧洲国家在某种程度 上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下发展壮 大，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 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将注意力转 向了弗里德曼创建“更小的”政府 这一观点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批评欧洲模式，她认为政府干预和 高税收阻碍了竞争。 伴随着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 败，各种不同形式的混合经济取代 了东欧的计划经济。与此同时，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也开始引入改革。例如，在中国，邓小平将自由市场经济的元素引入了中央计划经济，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与欧洲社会市场模式相距甚远，但是它已经朝着混合经济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兰开斯特和利普西后来深化 了这一理论：当只能纠正一种市 场扭曲而不能纠正其他时，所谓 的最优政策的实际执行结果可能 与理论预期的相反。也就是说， 如果政府想要改善整体社会福 利，还不如让它进一步扭曲市 场。因此，理想的政策不应仅考 虑抽象的原则，它们必须建立在 充分了解市场整体运作机制的基 础之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有关 生产过程会污染河流的垄断者的例子。污染使社会付出昂贵的代 价，但却是生产过程不可避免的结 果之一。生产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污 染，并且这种污染是一个永久的市 场缺陷。然而，垄断却是可以被消 除的。

标准的经济理论认为，政府 应打破垄断并为市场引入更多的 竞争。这将会促使经济更接近有 效的理想状态。然而，厂商之间 竞争的结果是，出现多个污染制 造者，进一步加剧污染。因此， 打破垄断是否能增加社会总体福 利还不确定。人们或许可以从增 加的产量和更低的成本中获益， 但却会因更严重的污染而遭受损 失。“次优”的方案或许是任由 垄断存在并自由发展。 次优理论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仍 然至关重要，它建议政府谨慎行 动，而不是试图釆取措施达到理想 状态

然而，要制定有效的政策， 需要遵守严格的条件。1956年，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凯尔文•兰开斯 特(Kelvin Lancaster )和他的加 拿大同事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Lipsey )证明，在某些条件下，旨在提高市场效率的政策反而会使情况更加糟糕。在一篇名为《次优理论通论》的论文中，他们研究了几个市场永不完美的例子，并且这些地方政府没有办法纠正或去除这些市场缺陷。没有“最好”的解决办 法。在这些案例中，政府对经济 其他方面的干预使得现有市场缺 陷的影响更加严重，迫使市场越 来越远离理想状态。兰开斯特和 利普西认为，如果不能去掉一个 市场的缺陷，那么所有其他的市 场都将围绕这一缺陷运转。尽管 存在着市场缺陷，它们仍将实现 相对有效的资源配置

随着20世纪人们对伊斯特林 悖论的兴趣日渐浓厚，这一悖论 开始受到挑战。2008年，通过分 析来自更多国家的数据，美国经 济学家贝奇•斯蒂文森和贾斯汀• 沃尔夫斯提出，在不同的国家， 幸福感确实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增加的收入还会带来更多的幸福。

研究人员发现，一般来说， 虽然更高的收入不会简单地转 化为更高层次的幸福，但是收 入的减少却对幸福有着严重的 负面影响。裁员和失业对幸福 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就像得 了严重的疾病或落下了新的残 疾一样。

换言之，GDP和国民收入之 间存在着一些联系，但却不是 一种简单的关系。由于能得到 更好的数据，政府政策应将快 乐和幸福作为目标的理念也获得 了支持。反过来，这导致人们 对GDP这一重要经济变量的兴 趣逐渐下降。原因很简单：如果 被广泛地报告的经济变量不能反 映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那么关注这些变量只会导致政府 制定出糟糕的政策。如果政策的 制定是基于“幸福指标”，而 不仅是GDP,那么就会出现新 的优先考虑事项。这可能包括鼓励更好地实现工作和生活平 衡的方法。或许，人们认为失 业的代价会更高，因而要釆取 更好的措施来减少失业。更广 泛的幸福衡量指标已经被投入 使用，尤其是在讨论有关发展 中国家的问题时。例如，人类 发展指数结合了收入、预期寿 命和教育。有观点指出，狭隘 地关注于GDP的增长，模糊了 2008年金融危机前由债务积累 带来的问题。如果可以使用更 能反映人们幸福感和真实兴趣 的更广泛的指标，那么GDP这 一单一指标的增长就不值得庆 贺了。

GDP数字一出现，就对政治 家、记者和经济学家产生了无法 抗拒的诱惑。这些数字以简単的 形式展现了经济中几乎所有最重 要的活动。GDP增长意味着有 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 平，而GDP下降则意味着失业和 不确定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很快转变为 一系列如何最佳地促进GDP增长 的争论。虽然不同派别追求不同 的政策，但目的是殊途同归的。

然而，这忽略了一些很重要 的问题。GDP仅是一个数字，或 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数字。正如西 蒙•库兹涅茨向美国国会听证会 指出的那样，GDP和真实的社会 福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增加 的GDP分配很不均匀，因此大 量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而许 多穷人却只拥有很少的财富。给 人们带来幸福的其他因素，如家 庭或朋友关系，在这个数字上并 没有体现出来。尽管如此，GDP 仍然成为了最重要的经济统计数 值，社会各界也以此衡量一个国 家运行是否良好。虽然未得到充 分证实，但人们普遍认为，虽然 GDP不能完全等同于福利，但至 少二者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发生变 化的。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 德•伊斯特林首次向GDP和国民 收入概念提出了直接的挑战。他 研究了过去三十年间19个国家报 告的幸福感，认为GDP和福利 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 么简单。

伊斯特林发现，报告的 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这和预期的一样。但是，对那些 收入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上的人来 说，幸福感在不同的国家并没有 很大的变化，尽管这些国家的国 民收入差异很大。富裕国家的人 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 象显得更加奇怪。自1946年以 来，美国的GDP一直持续且相 对迅速地增长着，但是调查显 示，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相应 地增加。事实上，它在20世纪 60年代下降了。金钱，似乎真 的买不到幸福。伊斯特林的调查结论后来被 称为伊斯特林悖论。它们引发了 对经济和幸福关系的新研究，改 变了这一研究自19世纪晚期以来 一直止步不前的状况。研究人员想知道，个人、厂商和政府的决 策是如何影响人们对自身和社会 的感知的。 自己的社会地位下降了。“与邻 居保持一致”意味着，随着经济 的发展，新增加的财富对幸福感 的积极影响很有限。每个人最终都在激烈地竞争，疯狂地想要超 过其他所有人。社会越不公平， 这种情况越糟糕。

阿罗悖论(也称为一般可能 性定理)是现代社会选择理论的 奠基石，其公平标准也为制定考 虑个人偏好的公平投票方式奠定 了基础。

社会选择理论现在是福利经 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它 评估经济政策带来的影响。这一 领域最初是抽象理论的发展，现 在被政府和决策者广泛应用于各 种具体的经济情境，不断地权衡 多数人的福祉。这对解决资源和 财富分配的基本经济问题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所谓的投票悖论，大约是在 200年前由法国政治思想家和数学 家尼古拉斯•德•孔多赛(1743— 1794)首次提出的。他发现一种可好转化为对可能的社会状态(他 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的评 级。有关社会福利的想法还包 含了道德层面的考虑。功利主 义简单地强调了社会总福利的 最大化，而不考虑它的分配问 题。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1921—2002)提出了另一种 理论，认为应该将社会中最不 富裕人群的福利最大化。

设如此不现实以至于不适 用于任何情形，那么这个模型的 意义何在呢？但是，理论模型本 就不打算完全忠于现实：如果完 全描绘现实，那么阿罗和德布鲁 的模型将毫无用处。但事实上， 他们的定理回答了一个关键的 问题：市场在什么条件下会是有 效的？这些条件的严格程度告诉 了我们现实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以 及用什么方式偏离了完全效率。 阿罗和德布鲁的条件指出了为 提高效率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例 如，可以收取污染费来解决外部 成本，打破垄断使市场更具竞争 性，或者建立机构机制帮助消费 者获取商品信息。 阿罗和德布鲁的研究奠定了 战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后来的 经济学家尝试修订他们的结论， 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研究经济的 效率。他们在阿罗和德布鲁的一 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 大量理论和实证的宏观经济学模 型。有人批评一般均衡模型没有 考虑到无秩序的情况，这也是现 实经济无法预测的真实本性。由 于这些模型没能预测到2008年的 金融危机，因此近年来批评的声 音越来越多。

阿罗和德布鲁的结论建立在 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当这些假 设不成立时，效率也许就会降 低，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市 场失灵”现象。根据这些定理， 个人行为必须遵循经济理性。他 们需要对市场信号做出完全的回 应，这在现实中很明显是不存在 的。而厂商之间必须彼此竞争， 但事实上垄断却无处不在。

除此之外，当存在规模经 济时，福利定理也不成立。例 如，当有大量初始投资存在的大 企业，如许多公共设施企业时， 就会产生规模经济，此时福利 定理就不能成立。要实现有效的 均衡，更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不存 在“外部成本”。外部成本是指 不包含在市场价格之中的成本和 收益。例如，一个摩托车制造车 间产生的噪音会影响隔壁会计公 司的工作，但是工厂主并没有将 这种广义的成本纳入自己的成本 之中，因为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私 人产量。外部成本降低了经济 活动效率。同时，如果个人不能 完全了解所购买商品的价格和特 性，市场也可能失灵。

现代经济学家们运用“帕累 托最优” 一词来衡量结果的合意 性。在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下，要在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情况 下改善另一个人的情况是不可能 的。在商品交易中，如果至少一 方的福利增加，而另一方福利没 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就 存在改进的可能。阿罗和德布鲁 运用帕累托最优观点来分析市场 均衡。通过证明两个“福利经济 学基本定理”，他们对斯密提出的“市场结果都是好的”这一基 本原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一个福利定理认为，任何 纯粹自由市场经济下所达到的 均衡都必定是“帕累托最优” 的——资源分配的结果使得在不 使其他人的福利变差的情况下 改善任何一个人的福利都是不可 能的。每个人最初都有一定的商 品“禀赋”。他们彼此交易并能 达到一种有效的均衡。

帕累托最优是一个很弱的道 德标准。如果某种商品完全归一 个富人所有，这种情况也是帕累 托最优的，因为不可能在不损害 富人福利的情况下改善其他人的 福利状况。因此第一个福利定理 认为，虽然市场是有效的，但是 并没有谈到资源分配这一关键问 题。

第二个福利定理就涉及资源 分配问题。经济中存在着很多种 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一些资 源的配置相当均等，而有些则非常不平等。

这一定理认为，市场可以实 现任何一种帕累托最优的分配， 经济学家用“契约曲线”来描述 这种均衡。然而，要实现其中任 何一种分配，都需要对个人禀赋 进行再分配。然后才能通过交易 实现特定的帕累托最优配置。

这一定理的现实启示是，政 府可以通过征税重新配置资源， 依靠自由市场来保证最终分配的 效率，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顾。

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 斯是这一理论 革命的先锋之一。他想要证明 的是，如果让市场自由地分配 资源，那么整个社会可以实现 稳定的结果，消费者对产品和 服务的需求与厂商的供给可以 实现完全均衡。

众所周知，一个单独的市场可以实现这种平衡或均衡，但是 整个市场是否能实现总体均衡则 不清楚。

1954年，法国数学家德布鲁 和美国经济学家阿罗经过严谨 地研究和分析，解决了 “一般均 衡”问题。他们运用先进的数学 方法，表明在特定情况下，许多 个市场可以实现总体的均衡。 在某种意义上，阿罗和德布鲁修 订了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能 使社会有序运行”这一观点。但 是，斯密的观点更强，他认为市 场倾向于到达一个稳定的点，并 且人们需要这种均衡，因为这种 均衡保证了一个自由的社会。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道德风 险问题成了政治争论中的一个关键 问题。当银行被认为“太大而不能 倒闭”时，道德风险就已经产生 了。各大银行知道，银行倒闭会导 致经济衰退，因此他们认为无论如 何都会得到政府的支持。经济学家 曾说过，这会使银行进行过多的风 险投资。道德风险的另外一个例子 是2012年的欧债危机：希腊等国认 为，本国“太大而不能倒闭”，因 此，他们在经济运营中进行了过多 的风险投资。

这种情况被称为“道德风险“ 。例如，在保险市场上，保 险政策可能反而会激励投保者去冒 更大的风险，因为他或她知道，保 险公司会承担任何损失。于是，保 险公司就会缩小保险范围，因为他 们害怕鼓励过多的人去冒险，导致 他们最终承担过多的损失。这意味 着存在着市场失灵：投保的人将需 要支付更多保险费，而且许多人将 被排除在被保险的客户之外。阿罗 认为，在这些情况下，政府有必要 通过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现象。 当一个人（“委托人”）试 图让另一个人（“代理人”）按 某种方式行为时，道德风险就会 产生。如果委托人委托的事需要 代理人付出努力，并且委托人不 能监督代理人的行为，那么代理 人就有动机和机会来逃避和推卸 责任。保险合同介于公司与顾客 之间，但是，即使在一个公司内 部，道德风险问题也可能会发 生：雇员在没有雇主监督的情况 下很可能会减少努力的程度。有 关复杂任务的长期合同中通常会 出现这种委托-代理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每一种要求都不能事先 规定，道德风险会以一种无法预 知的方式出现。如何才能管理好 复杂的任务呢？如何才能更好地 拟定合同呢？委托-代理问题受到 了大量研究人员的关注。

财产权，包括物质产权和知 识产权，是经济发展所必须遵守 的制度。道格拉斯•诺斯考察了 英国财产权的起源，发现它出现 于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在那之 前，君主可以任意征用资源，冷 酷无情地践踏私人产权。诺斯发 现，在国王的权力被限制之后， 交易成本降低、市场激励作用增 强。他的观点备受争议，但至今 仍然很有影响力。

道格拉斯•诺斯的实例揭示 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国家 维护社会秩序，而秩序赋予国家 激活产权的权力，因为产权在混 乱的无政府状态下是不可能存在 的。而正是这种权力，使政府可 以为了自身利益而动用资源。

美籍土耳其经济学家达龙•阿 西莫格鲁（ 1967—）表示，这一 问题的根源在社会的殖民历史。 在非洲这样的地区，由于传染 病肆虐，殖民者没有停留太长时 间。为了快速攫取自然资源以实 现自身的富有，殖民者在被殖民 地区建立了制度，其本意并非是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在 更适宜殖民的北美地区，殖民者 建立的制度则促进了经济的长期 增长。 制度决定了经济的成败—— 它们构建了基本的框架。经济学 家们还需要识别推动经济进步的 制度变化。改革制度非常困难， 过去的制度总会在今天留下痕 迹。

然而，理论的预测与现实并 不十分吻合。从长远来看，许多 国家家庭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趋于 稳定，并没有如理论所说的，随 着收入的增长而减小。短期内这 一比例会有所波动，但是并不会 一直朝某个特定的方向变化。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家们预 测经济将会停滞，但是世界各地 的经济反而高速发展。在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中，有两种解释得到 了人们的普遍接受。这两种解释 都提出，理性的个人不会根据现 期收入盲目消费，他们会进行长 远的计划，估算他们应该储蓄多 少。1954年，意大利经济学家莫 迪利安尼认为，这与生命周期的 不同阶段有关。年轻时收入较高， 他们会储蓄以备老年时消费，他们 试图保证生命周期各阶段消费的稳 定性。这就是生命周期假说。

三年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 德曼提出了一个相关的理论， 即人们根据他们的“持久收 入”——期的未来收入——均 衡他们在各个时期的消费。任何 额外的收入都是“暂时性”的， 都应该被储存起来。这就是持久 收入假说。 最近消费理论的发展表明， 事实上，当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和 储蓄的决策时，会倾向于遵守“拇 指原则”，同时还会出现其他形式 的“非理性”行为。

后来的研究显示，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稳定的关 系。政府意识到，通货膨胀和失 业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替关系。他 们可以在菲利普斯曲线上选择偏 好的点，即在低失业高通胀与低 通胀高失业之间做出选择，并据 此对经济政策做出相应调整。通过 增加或减少支出，紧缩或放松货 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政 府可以调节总需求（总支出）， 使经济回归菲利普斯曲线。经济 就像一架大型的机器。关于宏观 经济一家整体经济体系一的 主要问题，似乎都可以简化为技 术上的修复问题，而不是意识形 态上的斗争。

菲利普斯曲线与当时盛行的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非常吻 合。当失业率高时，政策向劳动 市场和产品市场倾斜将会拉低工 资和价格，通货膨胀率也会因此 降低。但就业率很高时，经济中 额外的需求——或许来自增加的 政府支出——不会使产量和就 业率上升，反而会抬高价格和工 资，因此通货膨胀率随之上升。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 稳定的关系似乎不存在了。在“ 滞涨”情况下，失业率和通货膨 胀率同时上升。美国经济学家弗 里德曼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认为 菲利普斯曲线显示了实际的价格 和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但它 还需要考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 期。人们意识到，当政府增加 支出以刺激经济（并增加就业） 时，通货膨胀必定会随之而来。

因此，在高失业时期，政府 增加支出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认为 是通货膨胀前的信号，工人们就 会在价格实际上升之前要求增加 工资。弗里德曼指出，从长期来 看，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 在交替关系。经济会稳定在“自 然失业率”水平。政府稳定经济 的努力最终只会推高未来通货膨

的预期，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因 此也会上升。 弗里德曼的观点为挑战凯恩 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扫清了道路， 政府开始转向增加资本和劳动的 供给，而不再是调节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