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侦探

尽管房价通常是有弹性的， 但也是停滞的；与之相伴的对住 房投资的下降，通常也是经济衰 退的前兆。过去的50年中，发 达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在每次大衰 退之前就开始低迷。只有当消费 者相信他们的房子将会增值时， 房地产市场才会回暖。这种信心 随着经济的复苏而稳步增加。随 着住房销量开始回到正常水平，住房投资增加，创造更多工作岗 位，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分析了房地产市场 与整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通 过研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水平， 可以准确地预测到经济的衰退与 复苏。2006年，在《房价与宏观 经济》一书中，英国经济学家查 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
heart )和鲍里斯•霍夫曼(Boris Hofmann )表示，经济状况与房 价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他们指 出，在未来采取合适的政策，应 该可以大大减轻甚至避免经济衰 退的影响。
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 此，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 破灭。快速的金融创新给抵押贷 款市场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让 那些没有经济基础的消费者信心 倍增，创造了不可持续的虚假繁 荣。是房地产市场导致了整个经 济最终的衰退与萧条。

然而，在“中间国家”实施 改革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当有人 提出改革时，通常不清楚谁将是 改革的赢家，而谁又会因为改革 而遭受损失。因此即使最终赢家 数量大于输家，人们还是不情愿 接纳这些改革措施。人们可能更 偏爱维持现状，宁愿守住自己已 有的东西并最小化失去的风险。 如果一个有益的经济改革因缺乏公众支持而搁置，政治家和经 济学家后来还会再次倡导这个改 革，因为他们相信改革将有利于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如果 没有新的支持性的信息，社会 将再次拒绝实施改革。但另一方 面，如果统治者在没有民众支持 的条件下执意实施改革，并且因 改革而获益的人比遭受损失的人 多，那么它通常会渐渐得到支持 并继续推行下去。
大多数的改革尝试都集中于 改变“正式的”制度，如法院和 投票体系。潜在的“非正式的” 制度和周围的政治环境是否支持 改革，决定了它们能否成功。如 果没有这些支持，对法律和宪法 的改革是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功 的。

艾莱斯那和罗德里克的解释并 不艾莱斯那和罗德里克的解释并 不完全正确。有人认为，这两位经 济学家颠倒了因果。例如，西班牙 经济学家夏威尔•萨拉伊马丁（ Xa­vier Sala-i-Martin, 1962—）提出， 全球经济增长推动着收入不平等 程度不断下降。世界银行也提 出，全球性的减贫（此举有利于 降低不平等程度）主要应归功于 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发展缓慢 的国家，如非洲的许多国家，曾 数十年经济低增长甚至零增长。 这降低了生活质量，还阻碍了减 贫工作；最贫穷的国家远远落在 后面，而不平等依然存在。完全正确。有人认为，这两位经 济学家颠倒了因果。例如，西班牙 经济学家夏威尔•萨拉伊马丁（ Xa­vier Sala-i-Martin, 1962—）提出， 全球经济增长推动着收入不平等 程度不断下降。世界银行也提 出，全球性的减贫（此举有利于 降低不平等程度）主要应归功于 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发展缓慢 的国家，如非洲的许多国家，曾 数十年经济低增长甚至零增长。 这降低了生活质量，还阻碍了减 贫工作；最贫穷的国家远远落在 后面，而不平等依然存在。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申 铉松曾提出，投机性资金追逐抵 押贷款担保并非来自储蓄过剩， 而是由于“影子”银行系统，是 指正规银行系统之外的复杂多样 的金融机构，包括对冲基金、货 币市场、结构性投资工具等。欧 洲和美国的影子银行急于寻求这 些担保，在爱尔兰、西班牙和美 国等国都发现了这种担保。
这些影子银行所在的市场受衍 生品主导。它们是受巧妙的数学公 式支撑的“金融工具”，赌的是市 场走向。衍生品交易会鼓励过度的 冒险。而金融机构通过押注于按揭 证券等的失败，从中谋取暴利。
在这个虚拟赌场内，额外的 过剩储蓄可能无关紧要。事实 上，问题似乎是银行在没有足够 现金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交易。伯 南克指出，中国和中东购买美国 债券的资金来自贸易顺差和石油 出口，而欧洲则主要靠借债购 买，因此危机发生时它们可以全 身而退。
有关导致储蓄过剩的贸易失 衡，经济学家们的看法各不相 同。有人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可 持续，而且总是可以轻易地通过 外国储蓄弥补。有人则担心若资 本流动枯竭，美国经济可能会硬 着陆。这已经成了中美之间的政 治问题，美国政治家指出，中国 政府为支持贸易顺差而刻意将货 币价值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对 美国很不公平。.

许多经济学家都对伯南克的理 论提出了质疑。在金融博客“赤 裸裸的资本主义”上，依夫•史密 斯曾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 以来，全球储蓄一直非常稳定，全球储蓄过剩纯粹子虚乌有。美 国经济学家约翰・B•泰勒认为，尽 管美国以外的储蓄越来越多，但 美国国内储蓄下降，这意味着全 球范围内储蓄和投资之间并不存 在太大差距 因此世界充斥着 廉价资金的想法就是错的。
还有经济学家指出，美国和 其他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累计不 足现金流的2%,因此只会产生 轻微的影响。储蓄过剩理论更不 适用于欧洲。例如，在2008年危 机前几年，德国一直保持着较高 的储蓄率。根据储蓄过剩理论， 德国储户应该在爱尔兰和西班牙 从事投机性活动，而不是将钱存 放在本国的机构，这似乎不太可 能。

2008年，一大批次级抵押贷款 无力偿还，暴露出金融机构的投资 已经达到了自身资本价值的数倍之 多。同一年，雷曼兄弟破产，世界 上大多数富裕国家的金融机构也面 临着巨大的倒闭风险，不得不寻求 政府救助。

根据伯南克的观点，似乎出 现金融危机的全部原因在于中国 的高储蓄和美国的过度消费。尼 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在 《货币崛起》( 2008 ) 一书中也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分析了信 贷紧缩现象，并主要关注了具有 历史必然性的“中美国”——中 国和美国之间共生的(或者有些 人称之为寄生的)关系。在金融 危机期间，这个概念吸引了许多 人的关注，因为它似乎暗示了中 国人的节俭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 机。

尽管伯南克也承认，只有一 小部分中国资金成了高风险资 产，但他仍然坚信，是中国的资 金引发了美国的灾难。2011年， 伯南克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 余几乎都被用于购置美国资产， 其中80%以上流向了很安全的国 债和机构 “。

由于大量资金涌入美国，压 低了美国国内的利率，降低了 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储蓄欲望。 而贷款市场充斥着大量轻易得来 的资金，银行反过来主动提供贷 款。为替这些外国资金寻找出 路，美国金融家们设计了一些新 的金融产品，例如债务抵押债券 (CDOs),它将高风险的抵押贷款与低风险的债务打包，使这些 新的债券能获得AAA级的信用评 级，让人们认为其风险很低。与 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房价飙升， 即使低收入人群都有了一定的资 产。顺应这种繁荣趋势，银行开 始将一些“次级的”抵押贷款发 放给那些无力偿还的人们。

伯南克认为，“全球储蓄过 剩”（指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储 蓄总额）在支撑着美国的逆差。例如，在中美交易中，中国存在 着巨大的顺差，但它既没有将出 口所得用于本国投资，也未用于 进口，只是简单地把钱存起来并 购买外汇储备。除中国的节俭传统之外，伯南克还指出了全球储 蓄失衡的一些其他原因，包括 石油价格日益上涨，以及建立防 范未来金融冲击的“战争基金”
(war-chests )。乍一看，储蓄 似乎是保障未来的谨慎打算。但 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储蓄却 是喜忧参半。储蓄的钱就不能再 用于直接投资或消费，但它并没 有消失。伯南克的观点是，海外 过剩的储蓄最终涌向了美国的金 融市场。

很难证明哪种银行挤兑的观 点是正确的，事实上任何一种解 释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银行存在 着多种道德风险问题。银行的股 东可能会鼓励冒险，因为他损失 的不过是他的投资；受分红激励 的银行雇员也可能冒险，因为他 损失的不过是一份工作。解决道 德风险，通常靠的是加强监管。 近年来的银行危机通常由投资失 败引发。银行被迫出售资产以减 少债务。这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 下降，银行也因此遭受更大的损 失，挤兑现象出现。一家银行出 现挤兑，很快就会蔓延到其他银 行，引起储户恐慌。如果整个银 行体系都受到了影响，那么就是 系统性银行危机。在2007—2008 年的危机中，即使有存款保险， 挤兑还是发生了。近年来的危机 主要发生在缺乏严格监管的机 构，如对冲基金，但这些机构本 质上跟银行非常相似，即短期借 款，长期贷款。

在2007—2008年开始的金融 危机期间，很多国家都加强了存 款保险计划。这很容易理解，因 为银行倒闭使存款人与借款人之 间的联系断裂，无法进行投资， 对实体经济会造成毁灭性的打 击。道德风险争论类似于防火， 可以防止经济在未来发生危机。 然而，当深陷危机中时，就不再 适合谈论如何预防危机了。.

关于银行为什么存在，还有其 他的解释。有人主要关注的是银行 的投资功能。银行可以收集到有关 投资的内部消息，鉴别投资项目的 优劣，并通过储蓄回报将这些内部 消息提供给储户。银行只有很好地 起到监控作用，才有可能给储户提 供回报。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查尔 斯•卡罗米如斯和查尔斯•卡恩发 表了一篇与戴蒙德•迪布维格观点 大相径庭的文章。他们认为，银 行挤兑对银行来说是件好事。在 没有存款保险时，存款人必须密切关注银行的运作情况。挤兑的 威胁也激励着银行进行安全的投 资。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 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有存 款保险后，银行会做出更冒险的 投资决策。20世纪80年代，在美 国储蓄与贷款危机期间，道德 风 险问题尤为明显，当时抵押贷款 的债权人被允许发放高风险的贷 款，存款保险也得到了增强，而 与此对应的是美国银行倒闭数量 不断上升。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表示，政府 可以缓解银行挤兑问题。他们的模 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美国的联邦 存款保险制度，在此制度之下， 政府保证所有银行存款的最低价值。1933年开始实施之后，这个制 度大大减少了银行倒闭的现象。
1933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 宣布了一个全国性的银行假日，这 一天储户不能从银行取款。另外， 中央银行还扮演着银行的“最终 借款人”角色。然而，人们通常 并不知道中央银行将会做什么。 存款保险非常好，因为它确保了 有耐心的人不会加入银行挤兑。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假设存在着 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有耐心的 人，愿意等到周三消费更多；另一 种是没有耐心的人，想要在周二就 消费。然而，在周二之前，谁都不 知道自己是哪种类型的人。人们在 周一需要决定的是应该储存多少、 投资多少。这个模型唯一的不确定 性，是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有耐心 的还是没有耐心的。银行或许非 常清楚这个概率：_般来说，30% 的人是没有耐心的，另外70%的人 是有耐心的。因此人们的储存和投 资数量大概也会呈现出这一比例。 但无论人们有何选择，整体结果都 绝不是最有效的，因为没有耐心的 人不应该投资，而有耐心的人不应 该储存任何东西。银行可以解决这 个问题。我们可以将银行看作模型 中人们愿意寄放商品并分担风险的 地方。银行给人们一张存款合同， 然后它自己再进行大量的投资与存 储。
存款合同提供的回报比存储 高，但比投资低，并且人们可以在 周二或周三从银行要回商品而不会 受到任何处罚。由于银行知道有耐 心的人和没有耐心的人的比例，因 此在集中了所有人的商品之后，银 行可以留下足够的商品以应付没有 耐心的人前来提取商品，而将其他 的商品用于投资以实现对有耐心的 人的回报承诺。在戴蒙德-迪布维 格模型中，这个方案比每个人独立 地投资或存储更有效，因为银行有 大量的商品供存储与投资，而个人 则没有。
周二，银行有非流动性资 产——有耐心的人的投资，它可以 在周三获得更高的回报。同时，银 行还必须能做到这点，也正是它存在的理由。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稣，这种 性质也使银行很容易受到挤兑。如 果原本有耐心的人对他们在周三可 以得到的回报感到悲观，那么他们 就会在周二涌去银行取出存储的 商品，于是就发生了银行挤兑现 象。他们的行为意味着银行必须提 前撤回投资，这无疑会遭受一定的 损失；它将无力偿还所有客人的 商品，因此去晚了的人将拿不回 任何东西。知道这点后，每位客人 都迫切希望自己能排在取款队伍的 前面。
引发悲观情绪的原因包括对投 资的担忧、其他人取出了商品或者 银行的生存能力等。至关重要的 是，这可能导致在银行本身健全的 情况下发生自我促成的银行挤兑。 例如，假设周二时我认为别人会去银行取出自己的商品一K么出于 对银行倒闭的顾虑，我也会决定这 样做。再假设其他很多人跟我想的 一样，那么也同样会去银行兑现。 这本身就可以导致银行挤兑，即 使银行本来可以尽到其今明两天 的偿还义务。这就是经济学家所 谓的“多重均衡”——结果不止 一种。这个例子中存在着两种结 果：“好的”结果是银行幸存下 来，“坏的”结果是银行因挤兑而 倒闭。最终结果如何，可能取决于 人们的信念和预期，而不是银行实 际上是否健全。

20世纪80年代晚期，美国经 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So- low )认为他发现了一个悖论：信 息和通信技术(ICT )的扩散似 乎并没有对生产力产生明显的影 响。在工业革命期间，蒸汽动力 的传播出奇的慢：需要一定的时 间才能产生成本效益，企业也需 要时间来了解并运用它。信息和 通信技术发展很迅速，但还需要 时间来传播。事实上，通用技术 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产生全部的好 处，这可以解释索罗的悖论。

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 鲁格曼(Paul Krugman )提出了一种 新的理论，这洁虑了历史偶然 鄆牛的影响，如乔治亚州的一次偶然事件导致了纺织行业的诞生。他发 现，相似的经济体之间也存在大量的 贸易。生产具有规模经泌效应：汽车 IT固定的初始投资意姉生产的 汽车越多，嘲车的啊 国家桐泄产汽车，喫一旦开始 生产，备了稣优势，其他国 家很难因此，一个地区最终主 导一种商品的交易，可能仅是由于历 史的偶然性。.

计算经济产出的方法非常武 断，对待本质上相同的工作也各 不一样。当烹饪的食品用于销售 时，烹饪被看作是一种经济活 动，但如果不是用于交易而是自 己或家庭消费，那么烹饪就不是 一种经济活动。唯一的区别只是 是否进行了市场交易，但烹饪活 动在本质上却是完全相同的。前 者包括了女性活动，而后者却将 女性的活动排除在外。

因此，在传统的国民账户核 算体系中存在着隐性的性别歧 视，女性工作的真实经济价值 被低估了。不仅如此，华林还认 为国际上标准的国民收入核算 体系，即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 (UNSNA )是“应用父权制” 的典型表现。换句话说，“应用 父权制”就是男性主导的经济社 会试图排除女性的，以强化全球 性的性别区分。 华林和其他女权主义经济学 家的批评，推动了有关未来的国 民收入核算体系的讨论。目前的 讨论涉及了如何解释幸福，以 及开发更广泛的衡量经济发展的 工具，这表明人们不再局限于把 GDP作为衡量价值的手段。

在计算GDP时还存在着其他 的困难。玛丽莲•华林(Marilyn Waring )曾任新西兰国会议员， 在其1988年的著作《如果算上女 性》中写道，GDP系统性地低估 了女性的工作。在世界各地，女 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以 及照顾孩子和老人的工作。很明 显这些工作对经济的发展非常重 要，比如它有利于保证劳动力的 再生产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劳动都是没有报酬的，因此也 就不包括在GDP的计算范围之内。

经济学家们设计了各种模型来 研究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如诺 德豪斯1992年提出的气候与经济动 态集成模型（DICE ）。这个模型 将二氧化碳排放、碳循环、气候变 化及其危害，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 因素结合了起来。 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 可气候变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 题，可能会带来长期的严重损 害。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决 方案，但在2007年，诺德豪斯 说，他相信成功的秘诀不在于大 的、雄心勃勃的《京都议定书》 等项目，而在于“通用的、可预 测的、乏味的”想法，如统一的 碳税。

碳排放交易计划无疑向正 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但这 个问题还需要全球各国联手 以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然而， 像《京都议定书》这样的国
际协议一直没有得到普遍的认 可。1997年就有141个国家参与 讨论，但是到2012年只有37个 国家同意落实温室气体排放的 目标。美国一直否决该协议上的 条款，加拿大也在2011年宣布 退出。即使是那些承诺控制碳排 放的国家也常常不能完成减排目 标。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 亚，认为控制碳排放对其经济造 成的损失过大；而发展中国家， 如中国、印度和巴西则认为，他 们不应该为西方国家造成的污染 买单（即使它们本身正迅速成为 主要的污染制造者）。而另一方 面，生态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 如德国和丹麦同意减少20%以上 的碳排放。

污染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市场 失灵，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污染 交易市场是不存在的。经济学家 建议，如果存在污染交易市场， 那么污染排放就可以减少到最佳 的水平，因为污染制造者需要承 担其行为的所有社会成本。因此，解决气候问题的另一个方 法，是建立一个污染排放交易市 场。这要求一个国家（某些情况 下需要许多国家合作）决定可接 受的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水 平，然后将排放许可证拍卖给需 要进行碳排放的企业。这种许可 证是可交易的，因此如果一个企 业需要增加其排放量，它可以从 其他未用完配额的企业那里购买 许可证。这种计划的优点是奖励 削减排放的企业，允许它们出售 盈余的排放许可获利。同时，它 还可以阻止企业超额排放，否则 只能购买额外的许可。而由中央 权威机构控制的排放总量仍然相 同。

诺德豪斯和斯特恩等经济学家 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如何说服政府 采取这些短期内会损害经济发展， 但长远来看能减少更多破坏性后果 的措施；第二个障碍是找到实施减 排政策的最有效的方法。并非所有 的政府都很容易被说服。发达国家 主要分布在温带地区，受全球变暖 的影响较小，而贫穷的国家受气候 变化的影响最大。也就是说，在多 数情况下，最希望减小气候变化影 响的，反而是那些制造污染最少的 国家。

最严重的污染制造国，如美 国、欧洲以及澳大利亚，一直不 愿意承认政府应该实施这些耗资 巨大的政策。即使他们实施了 这些政策，污染也不仅存在于本 国的土地上。这个问题是全球性 的，需要全世界各国携手采取行 动。1992年，联合国“地球高峰 会议”首次承认了集体行动的必 要性，这次峰会呼吁所有的成员 国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许多国 家都制定了环境政策以及实施这 些政策的具体策略。一种方法是 惩罚管制，比如对产生过多污染 物的厂商进行罚款，但是很难设 定对所有相关企业都公平的排放 限额。而且，罚款也很难落到实 处。

另一种方法是征收污染税，这 一方法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 在1920年首次提出。对排放温室气 体的厂商、能源供应商和制造商征 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污染。 对化石燃料征税可以防止他们过度 地消费。庇古认为，应该让每个人 承担其活动的所有社会成本，将外 部性“内部化”。